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卡扎菲這個“狂人”、“瘋子”，在非洲內部扮演了獨一無二的角色，他的許多對外政策是空前的，恐怕也將絕后。
10月20日，隨著蘇爾特郊外一陣槍聲，延續了42年的卡扎菲時代，在利比亞徹底落下帷幕。曾幾何時，當民族解放與去殖民化運動席卷非洲時，卡扎菲曾是立于潮頭的標志性人物之一，個性乖張的他遭到許多人口誅筆伐，支持者也為數不少。在這片古老而飽經動蕩的大陸上，除了“瘋子上校”、“撒哈拉狂人”乃至自封的“革命領袖”，卡扎菲其實還有過一個由其他非洲國家賦予的、頗顯夸張而較少被提及的名號——萬王之王。
半個世紀前，卡扎菲初登政治舞臺之時，利比亞還是一片無人問津的不毛之地。而到了他執政的末期，在油氣資源開發帶來的巨額收入幫助下，該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達1.5萬美元左右，在非洲屬于排名前列的富裕國家。即便如此，卡扎菲在半年多的時間里仍落得個眾叛親離、暴尸荒野的下場，究其原因，除了財富分配不均，人民的基本權利無法得到保障，以及他自己和親信的貪婪專橫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卡扎菲出于個人喜好，把太多的資源用在對外事務上，導致本國國民實際獲得的利益一直低于預期。
非洲聯盟的熱心締造者
由于在外交政策上反復無常，卡扎菲與歐美乃至中俄屢有摩擦，直接導致其統治地位面臨危機時，沒有任何一個世界大國出手相助。今年3月，在聯合國通過針對卡扎菲政權的制裁決議、乃至授權對其發動軍事打擊后，愿意出面斡旋的只剩下非洲聯盟一家而已。
某種程度上，非盟在卡扎菲遭到國際社會普遍唾棄時，依然愿意為他提供幫助，是為了“回報”卡扎菲當年的全力支持。事實上，非盟之所以能取代其前身非洲統一組織，和卡扎菲的熱心倡導有莫大干系。1999年，正是在蘇爾特舉行的非統第四屆特別首腦會議上，該組織通過宣言決定成立非盟；當時，卡扎菲提出組建非盟政府，并設立統一的中央銀行、議會和軍隊，目的是為了提高作為整體的非洲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
眾所周知，青年時代的卡扎菲曾以納賽爾主義的信徒自居，堅定地支持在阿拉伯各國推行激進的變革，甚至試圖推動利比亞和埃及合并，然后以之為基礎，將一盤散沙的阿拉伯國家重組為一個強大的聯合體。如此理想看上去確實很輝煌，卻自始便是充滿幻想的烏托邦。很快，卡扎菲乖張的性格便得罪了埃及當局，沙特等國也視其為麻煩制造者。在其他中東國家的全力抵制下，卡扎菲建立泛阿拉伯大聯盟的企圖最終落空。
此后，不甘寂寞的卡扎菲又發現了新的著力點，那就是所謂的黑色非洲。相對于阿拉伯世界的富庶與“傲慢”，廣闊而相對落后的撒哈拉以南地區，尚有足夠空間供卡扎菲“長袖善舞”，為他勾畫個人的政治藍圖提供便利，生逢其時的非洲聯盟，自然很合他的胃口。
營造形象主要靠撒錢
歷史上，非洲國家的一些政治人物曾給予卡扎菲“萬王之王”的名號，讓人聯想起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對中央王朝統治者“天可汗”的敬稱。當卡扎菲身著長袍，戴著碩大的太陽鏡，乘坐浮華的大篷車前往非洲各國訪問時，伴隨的總有沿路民眾的歡呼，看上去就如同孩童在等待圣誕老人前來派發神秘禮物。如今，卡扎菲的政權雖已走進歷史，阿齊齊亞兵營等地標性建筑也淪為即將拆除的廢墟，但非洲諸國的街頭巷尾，仍舊殘留著卡扎菲的印跡。
尼日爾的首都尼亞美鬧市坐落著一座金碧輝煌的清真寺，它正是上世紀70年代由利比亞捐資建造的，每天有數千名穆斯林來此祈禱。尼日爾本是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卡扎菲此舉自然有利于贏得當地人的好感。今年9月，當卡扎菲之子薩阿迪流亡尼日爾時，后者敢于接受，多少算是其父當年大把撒錢換來的成果。
緊鄰尼日爾的馬里，其首都巴馬科也有一座相似的清真寺，由利比亞支付所有建造費用。利比亞的鄰國乍得和布基納法索，拜利比亞豐富的石油美元所賜，同樣獲得了非常可觀的投資。如此一來，布基納法索曾傳出愿為卡扎菲提供避難場所的消息，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貧窮落后的非洲，誰提供了優質的工程建設、物美價廉的商品以及市場和貸款，誰就能獲得強大的影響力，在這些方面，卡扎菲確實做了很多。當其他非洲國家的領導人前往利比亞時，常常能獲得大筆的金錢饋贈；既然如此，僅僅從實際利益考量，那些非洲國家的總統、將軍乃至其他大小政壇角色，也樂意叫卡扎菲一聲“萬王之王”。
曼德拉曾叫他“兄弟領袖”
援建與投資，被視為卡扎菲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影響力的基石。他的另一張政治牌，則是聲援非洲國家的民族解放事業以及爭取獨立的斗爭。
1973年，利比亞突然取消了飛往南非的全部航班，稱此舉是在向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非白人政權示威。曾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納爾遜·曼德拉后來因此給卡扎菲送上“兄弟領袖”的敬稱。有一段時間，非洲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常在公開場合宣稱：“卡扎菲為非洲的被壓迫人民大聲疾呼的時候，那些發達國家的政客們又身在何處？”無論其真實動機如何，卡扎菲的這一手，確實在外界營造出“非洲革命領袖”的形象。
知道了這些往事，人們也就不難理解：當利比亞民眾揭竿而起反對卡扎菲政權時，非洲許多國家的領導人，為何愿意在第一時間前往利比亞實施積極的斡旋；北約部隊開始空襲利比亞幾天后，非盟便派出代表團，飛往的黎波里為卡扎菲和“全國過渡委員會”進行調停，這個代表團中包括5位非洲國家領導人；即使當卡扎菲已現頹勢時，許多國家包括南非這樣在非洲舉足輕重的角色，仍然“不識時務”地為爭取他的體面下臺四處奔走。
輸出革命適得其反
公允地講，卡扎菲對其他非洲國家的經濟援助與政治支持，確實曾經起到一定積極作用。然而，由于獨斷專行和缺乏足夠智慧，當他不再滿足于以上手段，而是把建設“大一統”非洲的構想寄托于武力時，卻總是適得其反，甚至讓利比亞自身反受其害。
1971年，英國和以色列拒絕向他們扶植的烏干達領導人阿明提供軍事援助，對烏干達局勢缺乏了解的卡扎菲卻自信從中發現了機會，積極幫助所謂的穆斯林打擊“迫害穆斯林的國家”，給烏干達和鄰國坦桑尼亞間的武裝沖突火上澆油。雖然獲得利比亞的積極支持，烏干達的阿明政權還是潰不成軍，卡扎菲派出的支援部隊，不但屢屢被坦桑尼亞解放軍迎頭痛擊，許多雇傭兵更是被坦方生擒，卡扎菲“輸出革命”的計劃就這么碰了釘子。
此外，從1997年到2003年，利比里亞獨裁者泰勒導演了血腥的內戰，造成大量平民喪生，利比里亞和賽拉利昂之間的戰爭更是充斥著虐待、屠殺、強奸等令人發指的罪行，這些都被認為和卡扎菲的支持關系密切。與之類似，馬里和尼日爾的圖阿雷格人在上世紀90年代紛紛發動叛亂，背后也有卡扎菲的授意。目前，利比亞執政當局認為，正是圖阿雷格人在暗中保護逃到尼日爾的卡扎菲三子薩阿迪。這些彪悍的游牧民族甚至擁有獨立的武裝力量，僅憑這一點，就能看出卡扎菲對干涉周邊國家內政有著很大的興趣。
非但如此，卡扎菲還經常繞開有關國家的政府，聯系那些以反對派自居的部落酋長，試圖通過與他們的合作達成自身的政治目的，這自然會引發他國的反感和警惕。
由于此類干涉行動鮮有勝績，卡扎菲非但沒能實現“輸出革命”的意圖，反倒耗費了本國的大量資源，“抹黑”了自己通過經濟和政治援助樹立起來的正面形象。這些武力干涉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以及政治動蕩，稱得上是他留給非洲的消極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