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駐日大使的章宗祥與夫人陳彥安）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網，作者：徐梅，原題為：《曹陸章是賣國賊嗎？——三個海歸的不歸路》
晚清末年，一樁“太監索妻”的案子讓一位年輕律師聲名大噪。
年事已高、出宮居住的張姓太監，以300兩白銀買來暗娼王月貞為妻。宣統退位后，老太監境況日益拮據，王月貞心中暗存打算。一日，趁張太監外出，她收拾細軟偷偷離家，并將一紙訴狀投向京師審判廳，請求與張太監解除婚姻關系。
張太監人財兩空，憤然應訴，要求王月貞返還當年賣身時所得銀兩。為王月貞代理訴訟的律師，以法律、法理和習慣為依據，絲絲入扣，將張太監的各項要求大部否定。最后，京師審判廳的判決幾乎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見，不但將贖身價款的支付認定為張太監的自愿行為，“不予返還”，還明確了財產債務問題，不得作為離婚的障礙，并判決準予離婚。
這位律師不是別人，正是1919年5月4日，被熱血學子焚毀的趙家樓主人曹汝霖，彼時他尚未背負“賣國賊”的惡名，而是一位律政新秀。
“小曹”25歲東渡日本，28歲學成，與友人在東京開設“法政速成班”，29歲回國，參加清廷為留學生特設的考試，他拿了第二名，被授予進士，成為當時有名的洋翰林。31歲那年，他被西太后欽點入宮詳解日本憲制。
以博學、進步姿態出現在晚清時局的曹汝霖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民國時代最著名的賣國賊之一，與他“齊名”的還有另外兩位日本“海歸”——畢業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章宗祥和畢業于早稻田大學的陸宗輿。
弱國外交，言之可嘆
曹汝霖參與處理對日交涉事宜，可以追溯到1905年。這年的11月17日，中日兩國全權大臣奕劻、小村壽太郎等在北京就東三省條約事宜展開談判，袁世凱作為中方代表之一參與其事，“日本通”曹汝霖是袁世凱的助手之一。
這次談判簽訂了《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和《附約》，這些條約其實就是將日本已經暗自侵吞的利益攤開細化。清廷無力清除惡鄰之弊，只求畫地為牢，圈定其“勢力范圍”。
外交本是妥協的藝術，而對于弱國使節來說，這妥協中痛苦遠大于藝術，29歲的年輕人初涉江湖便知其險惡。
1909年左右，曹汝霖奉外務部特派，前往東三省實地考察，他發現，日本逾越條約的事很多，對于清政府的抗議置之不理。除日本之外，俄國也在東北大肆擴張。
基于對日本、俄國禍華后果的得失權衡，曹汝霖回京后呈遞說帖，建議清政府以小妥協換取大整頓，適當滿足日本要求，“日本也許感我好意，將來不致處處與我為難”。
同時他提出利用關系緩和之機，整肅東三省內政，練新軍、分縣區以便治理、屯田寓兵于農、開設學堂、興工業、練警察、開公路等等。然而這些建議均未獲清政府采納。
1913年袁世凱就任大總統之后，曹汝霖從顧問擢升為外交部次長，一屁股坐到了對日外交的火山口上。
1915年1月18日，一個陰暗寒冷的傍晚，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違反正常的外交途徑，在與袁世凱私人會晤之時，提交了幾頁紙寫文件，文件上，還赫然印上了兵艦和機關槍，這份文件就是所謂的“二十一條”。
此后對日數輪談判交涉，曹汝霖等人日日熬煎其間，他在回憶錄《一生之回憶》中寫道，“此次會議，我與陸子興（陸徵祥別號）總長，殫精竭力，謀定后動，總統又隨時指示，余每晨入府報告，七時到府，總統已在公事廳等著同進早餐，報告昨日會議情形，討論下次應付方針，有時議畢又入府請示……日本提之二十一條，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于拒絕而撤回。會議結果，雖不能自滿，然我與陸總長已盡最大的努力矣”，“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1915年5月9日，陸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將“二十一條”親自送往日本公使館。曹回憶這次經過，“余心感凄凉，若有親遞降表之感。”
陸徵祥跟曹汝霖說起晚清時期，他作為使俄全權大臣楊儒的隨從時所見所聞，更令曹唏噓感慨。
俄財長維德為租借旅大問題跟楊儒談判，磋商不洽，竟將條約拍在公案上強令楊儒簽字。楊儒以“未獲確旨”為由堅不畫押。維德誘騙說：“如果貴大臣能畫押，他日政府不能批準，再行作廢。”楊儒當即駁道：“私自畫押，該當何罪？我惜只有一頭顱耳！”維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遜。楊氣憤填胸，年事又高，出門時在石階上滑跌，中風不語，次年病歿。
曹汝霖由是感嘆，“弱國外交，言之可嘆。”
被暴打的章宗祥
袁世凱死后，黎元洪繼任總統，實際權力則掌握在內閣總理段祺瑞手中。從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額的“西原借款”。在“二十一條”談判中曾經力主對日本強硬的段祺瑞，開始越來越傾向日本。
曹汝霖已官至交通總長，章宗祥1916年起作為陸宗輿的繼任者擔當駐日公使，陸宗輿回國后被任命為幣制局總裁，也是中華匯業銀行的老板。與日方的深度關聯使得這三個人早已站到了民意的對立面。
五四運動前不久，章宗祥帶著他的日籍妻子回國，留日學生送喪似地送他，白旗丟了一車廂，他太太被嚇哭了。
1919年5月4日下午發生的事情在中學歷史課本里濃縮為一句話，“憤怒的學生們痛打了章宗祥，放火燒掉了趙家樓。”
章宗祥被打到底有多慘，多年之后，《北京青年報》與北京檔案館的研究人員通過翻查當年史料，為讀者做了還原。
當年6月20日，曹宅管家燕筱亭在京師地方審判廳刑事一庭有一份畫押證詞：“我又走到地窖不見了章公使。我老太爺被他們打著。我叫巡警把老太爺送后門吧，前門是走不了。我又去勸太太出來，學生們把章公使都打壞了，這是我見的實在情形。聽宅里的李媽說章宗祥聽見著火，往東跑了，學生們看見說這不是曹汝霖，擁來把他打了，正打時，東洋人中江走進來脫帽行禮說，你們要打就打我。”
趁著日本記者中江丑吉與學生周旋的工夫，燕筱亭趕緊扶著被打得渾身是血的章宗祥從東院出來，從東門逃到城隍廟街附近賣煙酒的東祥成雜貨鋪。
這家雜貨鋪老板慶祥證實：五四當天下午4點多鐘，有個30多歲的白胖子扶著身著汗褂、渾身是血的人走店里來，要求“躲避，躲避”。
他在警察廳的證詞里有如下記錄：“學生又來了很多，把我鋪子圍了……(學生們)不回去，人都滿了……有20多人揪出來渾身是血的人。”
曹家仆人李福，在街上看見章宗祥被打。他在證言中說：“只瞧見學生們拖著章公使的腿出來”，“用磚頭在門外打”，“章公使被打得躺在地上了。”
章宗祥當天被送進北京日華同仁醫院，外科主治醫平山遠給出的傷勢診斷為：頭部挫創、全身撲打傷兼腦震蕩。此后兩日，章宗祥均無大小便，宛若死人。
開除鄉籍，殃及子侄
曹汝霖被免職后，避居天津，其子在南開上學，徐鑄成先生恰在天津，他記錄到，“課堂里坐的是獨桌，因為沒有一個同學肯同他并坐，下了課，也沒人理他。”
時任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苦于辦學資金匱乏，四處化緣，并有妙語曰，“用軍閥的銀子辦教育，就如同拿大糞澆出鮮嫩的白菜是一個理兒。”
曹汝霖表示愿意捐助1萬元，資助正在籌建中的南開學校大學部。張伯苓動了念頭聘任他為南開大學部校董。不料，留日、留美同學會相繼寄信南開，表示異議和不滿。張伯苓不得不取消聘任曹汝霖為校董的計劃，并拒絕曹氏捐款。
五四之后，湖州各界人民于6月召開大會，宣布開除章宗祥的鄉籍，宣告出族。陸宗輿的家鄉海寧也同樣不平靜，縣商界、農會、縣教育會等發出公開信，怒斥北洋政府“辱士養奸”。當年5月13日的萬人大會上一致決議開除陸宗輿的鄉籍，并通電全國。
6月間，海寧鄉人又集會決議在陸宗輿的出生地，及當地交通要道北門外和鎮海塔旁，分立三塊石碑，碑刻“賣國賊陸宗輿”六字。鄉人路經此處，均唾罵不止。
1985年，當地人在清理場地時，發掘出一塊“賣國賊陸宗輿”石碑，此碑現存于海寧市博物館。
五四運動對曹汝霖刺激很深，他發誓不再過問政治，愿做在野之民。
抗戰時期日本想延攬舊北洋政府各部次長以上的官員出來任職，曹、陸、章三人都拒絕了，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華北偽政權給他掛了個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和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咨詢委員的頭銜，據說曹汝霖并無實權，從不到職視事，不參與漢奸賣國活動。
章宗祥1928年后，寓居青島。1942年亦被掛上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咨詢委員的頭銜。
光復后戴笠進北京捉拿漢奸，首先就把曹、章扣了起來。后來曹汝霖給蔣介石寫信，聲明自己一直經商，從未出任過偽職。蔣接信后讓戴笠放人。戴笠并當場向曹汝霖致歉。曹又代章宗祥求情，證明他也不曾出任過偽職。蔣介石問明就是五四挨打的那個“章”以后，也下令把他放了。
1949年曹汝霖去臺灣，后至日本、美國。1966年8月死于美國底特律。
抗日戰爭勝利后，章宗祥遷居上海。近年拍賣行中有他手書蘇軾七絕拍賣，“昔年衫鬢兩青青，強說重臨慰別情。衰發只今無可白，故應相對話來生。”
陸宗輿1940年擔任了南京汪偽政府行政院顧問，1941年6月病死于北平。
曹汝霖在《一生之回憶》中對五四有如下評價：“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來，于己于人，亦有好處。雖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又聞與此事有關之青年，因此機緣，出國留學，為國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脫離政界，得以侍奉老親，還我初服。”
較早為三個賣國賊說“公道話”的是歷史學家薩孟蘇，這位生于1897年的老者在自己的回憶錄《學生時代》里說：“由今想來，章宗祥、曹汝霖是否賣國頗有問題，以當時中國之弱，遇到野心勃勃之日本，外交上的折沖不甚容易。他們兩人只求中日兩國能夠維持和平，未必真正賣國，否則抗戰之時，何以汪精衛愿為傀儡，而前此所斥為賣國賊之人竟然不肯俯首聽命于日本軍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