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飚，退休前是石河子市檢察院檢察官。被認為是浙江冤案平反的“幕后英雄”。張新燕 攝
魏剛，新疆石河子市檢察院監所檢察科科長，參與推動浙江叔侄冤案的平反。
十天前，3月26日，浙江省高院糾正一起錯案，背負“強奸殺人”罪名、已服刑近十年的張高平、張輝叔侄被宣布無罪。
叔侄二人當年被判刑后，2005年張高平被送到新疆石河子監獄服刑。其間張高平一直喊冤，并引起石河子市檢察院檢察官張飚、魏剛等人重視。張飚他們分析案情后，一直堅持幫助申訴。他們的努力被認為是叔侄冤案能夠平反的“催化劑”。
“他跟別人不一樣”
新京報：你是什么時候了解到張高平的冤情的？
張飚：2007年，我們檢察院監所部門到下面巡視，發現了他的冤情。
我們監所檢察官有個任務，每個月都要參加監所的獄情通氣會，在會上，管教提出，有這么一個犯人，情緒比較反常，很激動，老向別人訴說冤情。他的情緒容易影響別的服刑人員的改造。他們希望檢察官能幫助做些工作。
新京報：張高平怎么引起了你們的注意？
張飚：我們發現，張高平這個人從來不要求減刑，符合減刑條件，他也不要求。他認為自己不是罪犯，罪犯才要求減刑。在監獄里，犯人見到我們，都要報告，自己叫什么名字，犯了什么罪……他從來不報告。他一直是這樣一個狀態。
新京報：當時就認為他可能存在冤屈嗎？
張飚：我們當時主要從維護監獄正常的改造秩序角度，跟他談話。
我們經常去，他就經常找到我們談話，申訴冤情。接觸多了，發現他跟別人不一樣。別人也有喊冤的，作些安撫就平息了。但是他還是堅持。
新京報：你們是怎么幫助他申訴的？
張飚：剛開始收到申訴材料之后，就是向有關部門用“機要通道”寄送。寄了以后，沒有消息。張高平就很著急，每次碰到我們就要問。
2008年，《民主與法制》發了篇文章，說的是河南一起兇殺案，后來平反了，提到一個證人叫袁連芳。正好張高平案里也有證人叫袁連芳。我們就很重視了，把有關情況向院里匯報。
我們進行了初查，獲取了“兩個”袁連芳的真實材料，然后向有關部門發函。(袁連芳后來被證實是協助警方誘供、逼供的“牢頭”——編者注)
個人寫信表明態度
新京報：幫助申訴，當時的把握有多大？
張飚：越往后，把握就越大。特別是發現袁連芳的問題之后，就更加堅定了我們的信心，認為這個案件是有問題的。
新京報：你后來還自己寫信給浙江方面，這是出于什么考慮？
張飚：給他們寄了很多次材料，回答還是比較欠缺。后來我要退休了，就想督促一下，就寫了信，就是想引起重視
新京報：以個人名義寫信，比單位發公函更有力量嗎？
張飚：單位也在發函。不過公函的形式只能簡單說明情況，不會表明態度。我個人寫信就會說，希望你們能夠重視。說明我的態度，讓對方知道這個案子存在問題。
新京報：你反映了多少次？你退休的時候，事情到什么程度了？
張飚：五六次。我2010年底退休，當時案子還是等待狀態。
新京報：退休前，有沒有去找張高平？
張飚：我去見過他，希望他堅持下去。
新京報：你退休之后，這個案子還有沒有人管？
張飚：我們單位監所科的同事還在管，像魏剛科長，高晨啊，他們都在管。
新京報：為什么后來要讓他找律師幫助？
張飚：事情拖的時間比較長了，他們承受的精神壓力就比較大。后來我說，我們努力，你自己也努力。我就建議他哥哥找找律師。
新京報：你對翻案，當時的信心有多大？
張飚：了解案情之后，我心里就有數了。有個七八成把握。
錯案“不可以原諒”
新京報：你們審查張高平案的材料的時候，發現了什么疑點？
張飚：其中有三個疑點，首先就是袁連芳。其次，警方在死者的指甲內檢出了一名陌生男性的DNA，卻并不是張高平叔侄的。最后是張高平的供述，他說女孩到杭州下的車，之后他們的車就上了高速路；此間進出收費站，時間很短，而作案需要時間。張高平曾提出可以調進出收費站的票據，但公安機關并未調取。
新京報：你有沒有考慮，這些疑點為什么你們能發現，而當時辦案人員沒有發現？
張飚：這個不好說。我們也不能事后諸葛亮。當時辦案人員怎么看，我們也不好評價。
新京報：你認為這個案子成為錯案，哪兒出了問題？
張飚：首先是直接證據欠缺。通過看卷，我們發現能直接證明他們殺人的證據特別少，大量的是間接證據。證據鏈不太完整，有欠缺。第二個是DNA問題。這個問題在判決書上以及我們獲取的材料上都能反映出來。
不過我們畢竟和案發地有距離，說三道四不太合適。他們自己評價比較合適。
新京報：案子現在才有結果，是不是等待時間有點長？
張飚：是有點長了。不過根據我們國家的體制，這個時間還算可以接受。很多冤假錯案，都是經歷了很多年。當然我們也希望盡可能快一點。
新京報：你認為辦錯案件可以原諒嗎？
張飚：我覺得不可以原諒。因為錯案造成的傷害，不僅是對本人，還對家庭、社會造成傷害。對國家的法律和制度也產生負面影響。這個傷害是很大的。
如果有關部門在這個問題上確實做錯了，首先要承認錯誤，賠禮道歉。如果是非常嚴重的，確實違反法律規定的，還是要嚴肅處理，用反面教材，來教育后人。
“分析證據，不能被社會壓力左右”
浙江冤案“幕后”檢察官魏剛分析，當年案子辦理過程走向很“偏執”
“我們站的角度不一樣”
新京報：你們以前經歷過這樣的案子嗎？
魏剛：有過，但不多。像張高平這樣的案子，是很罕見的。
新京報：推動案件平反的過程，有什么困難？
魏剛：限于精力、財力，以及級別和地域管轄，我們能做的就是幫助張高平溝通。如果不是跨地域，可能會更容易一點。
新京報：當時有多大的把握？
魏剛：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意見會不會被重視，會不會是我們一廂情愿，因為我們掌握的材料不夠。但是我們感覺，如果真是一個冤案，我們這么努力，他們肯定會重視。
新京報：在你看來，案件有很多疑點你們能看出，為什么判案的時候看不出來？
魏剛：我們之所以能看出來，是因為和他們站的角度不一樣。因為案件和我們毫無關系，我們在研究證據的時候，能發現證據在邏輯上和內涵上存在一些問題。
“認認真真辦了件冤案”
新京報：現在再看這個案子，你有什么體會？
魏剛：我感覺，這個案子跟我們平時見到的冤案是不一樣的。這個冤案似乎很“偏執”，不是證據的認定出現了問題，而是似乎是設定了一個方向，大家都在朝這個方向去做，是有一個方向性的錯誤。這是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
新京報：怎么奇怪？
魏剛：10年前的社會環境，我們沒辦法去復原。不過，如果仔細考慮10年前的社會環境，你會發現，就像有人說的，公檢法三家認認真真地辦了一起冤案。
新京報：為什么會這樣？
魏剛：設想一下，如果我是辦案人，面對的是花季少女的尸體和社會壓力，我會不會狂熱地去辦這個案子，會不會窮盡我所有的手段去對付每一個認定的犯罪嫌疑人？
新京報：這種錯誤怎么避免？
魏剛：如果讓我說，首先一定要保持冷靜客觀。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和審判人員不能被眼前的假象所迷惑。
在分析證據的時候，不能為社會和政治壓力所左右。有一些案件，我感覺受社會環境影響特別大。當然，我們現在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錯了就要接受處分”
新京報：你怎么看辦錯了案子的人？
魏剛：我個人對浙江省的法官是很尊重的。
現在的輿論都是說公安和檢察院辦錯了，法院判錯了。我可能是在逆著潮流說話，法官能有這樣的勇氣，我認為，這是高手。有這樣的法官和檢察官在，張高平今天才能高高興興地出來。
我不知道張高平能不能理解，我是能理解的。這一點上，我是很欽佩的。
新京報：你覺得辦錯案可以原諒嗎？
魏剛：我們都是辦過案的人，知道辦一個案子有多難。
我在反貪局工作十年，曾經為核實一個證據花很大的成本，最后發現這個證據是錯的，我感覺想把手機或者電腦砸掉。
但是，錯了，就要接受批評和處分。（記者 宋識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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