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7月，共產國際派周恩來和瞿秋白回國糾正立三錯誤時，認為立三中央犯了冒險主義和“左”傾關門主義的“策略錯誤”。然而，到了這年10月，共產國際就將立三錯誤升級為“路線錯誤”。對于共產國際的這個變化，長期以來人們只知道結果，并不清楚個中原因。筆者在近年公布的有關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檔案資料中發現，共產國際將立三錯誤升級是有一個過程的，在此過程中，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以下稱“遠東局”）和斯大林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一、遠東局與李立三的較量
在1930年6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即《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標志著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在中共中央取得統治地位。此后，李立三不顧遠東局反對，積極推進城市暴動和攻打大城市的冒險計劃。
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的急劇發展，超出共產國際所能允許的范圍，因此受到共產國際批評。1930年7月下旬，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中國革命的形勢和任務，于7月23日通過了《關于中國問題議決案》，提出目前還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形勢，黨的“第一等的任務”是發展紅軍和擴大根據地。當天，共產國際執委會致電中共中央：“我們堅決反對在目前條件下在南京、武昌舉行暴動以及在上海舉行總罷工。8月1日要舉行游行示威。建議根據我們最近的電報開展工作，特別要加強群眾性工作和組建紅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頁。）
7月下旬，共產國際決定派周恩來和瞿秋白回國貫徹七月擴大會議精神，糾正李立三等人的錯誤。然而，在周恩來和瞿秋白尚未到達上海之前，8月1日和3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李立三不顧共產國際7月23日電報指示精神，繼續堅持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計劃，重點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漢等城市的暴動準備工作，同時命令紅三軍團切斷武（漢）長（沙）鐵路，進逼武漢；紅一軍團進取南昌、九江，以切斷長江，掩護武漢的進攻；紅二軍團、紅一軍相互配合進逼武漢；紅七軍進攻柳州、桂林和廣州。
面對李立三的強硬態度和強力推動盲動錯誤的做法，遠東局深感靠自身的權威來遏止立三錯誤的發展已不可能，故求助于共產國際領導人。8月3日至7日，遠東局接連向共產國際執委會發電，報告李立三等人的動態。
8月3日電報說：“政治局堅持認為，盡管發生了反對你們（此前，遠東局多次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犯了反對共產國際指示的錯誤。）的激烈爭論，但仍應立即在武昌舉行暴動，已派去政治局委員（指項英--引者注）為全權代表。遠東局拒絕授以全權。為了核查形勢和防止作出錯誤決定，羅伯特（遠東局成員--引者注）將去漢口。”（《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第254頁。）
8月4日至7日電報內容是：“政治局指責共產國際執委會在電報（指1930年7月2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不理解中國這里的具體形勢。莫斯科應對此負責。我們的方針如下：堅決反擊對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攻擊。
“遠東局發。李〔立三〕在政治局8月2日（原文如此。時間可能有誤。李立三提出這個計劃是在8月1日和8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會議上提出建議，政治局決定在俄國紅軍和反帝戰爭的積極支援下在武昌、北京、天津、哈爾濱等地組織暴動。
“李立三的意見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為任何進一步的行動，特別是在武昌的行動做準備和保障上；我們根據你們的電報不對……（本文第一部分中的省略號為原文所有。）作出任何認可。
“形勢嚴重而危急。（運動？）在長江省（原文如此，疑為“湖北省”。）的發展使政治局在李立三的絕對領導下面臨丟腦袋的危險，李立三十分堅持以下論斷：工人反對舉行罷工和示威游行，只要求舉行暴動。
“……〔政治局〕對共產國際執委會的路線提出了強烈抗議，該路線應根據這些決定作改變（原文如此，似應為“認為該路線應根據這些決定作改變”。）。遠東局正與政治局進行斗爭。必須立即給我們和政治局下達指示。必要的指示應由你們下達。決定……堅持（？）立即召李立三到莫斯科去。”（《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第255-256頁。）
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發電報的同時，8月5日，遠東局委員、紅色工會國際駐華代表斯托利亞爾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紅色工會國際總書記洛佐夫斯基，詳細匯報了李立三的情況。信中認為，目前已經到了“十分危急的時刻”，“存在著現時領導人和中共同共產國際決裂的很大危險”，因為“李立三動員所有的負責同志和全黨來反對共產國際。他公開把黨和共產國際對立起來。他拒絕執行共產國際的決議（指1930年7月2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而政治局不顧并反對共產國際的堅定不移的指示，通過了十分重要的關于時局的決議（指《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即《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在李〔立三〕的領導下要求共產國際如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樣糾正路線”。（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第257-258頁。）
該信摘引了李立三在8月1日、8月3日政治局會議上講的一些話，其基本內容是指責共產國際、堅持舉行中心城市暴動和攻打大城市，如“共產國際執委會不理解中國的形勢。……共產國際不僅不理解中國目前的形勢，而且不理解中國革命總的傾向”；“如果我們偏離政治局的路線，那我們就只能忠于共產國際的電報（指1930年7月2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但我們就會對中國革命犯罪……”；“共產國際現在應轉而采取進攻政策，首先是蘇聯。蘇聯應全力準備作戰……”；“……蒙古應宣布自己為蘇維埃中國的一部分并派軍隊進攻華北……”；“……如果共產國際不同意這一方針，我們應在實踐的基礎上保衛我們的方針〔不受〕共產國際〔的破壞〕”。（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第258-260頁。）
在信中，斯托利亞爾指責李立三“無視共產國際的電報，無視我們遠東局的激烈斗爭和抗議”，他還諷刺李立三把自己當作“中國的列寧”，因為李立三“號召共產國際改變路線--轉入進攻和盡快宣布世界革命”，“命令俄國黨準備戰爭并準備與日本作戰”。（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第260頁。）
可以想見，遠東局的電報和斯托利亞爾的信會在莫斯科引起怎樣的反響。但中共領導人對此并不知情。鑒于共產國際執委會和遠東局都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決定，8月8日，向忠發以個人名義直接給斯大林寫信，希望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信中提出：“中央考慮到客觀條件業已成熟，認為必須積極準備武漢和南京的暴動，尤其是組織作為決定暴動勝利前提的上海總罷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第283-284頁。）與此同時，8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發電報，再次強調“武裝暴動的條件業已成熟。因此〔已作出〕關于南京、武昌暴動，上海總罷工和蘇維埃政權在全中國擴大的決定”，認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不理解具體形勢”，要求共產國際領導人“請同意我們的決定。請動員各國。請保證給予最大的支持”。（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第285-286頁。）
8月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回了電報。電報只字不提中共中央急切需要答復的問題，只是就如何開展反對帝國主義提出了一些建議。（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第288頁。）這個電報表明，共產國際領導人仍然不支持李立三的盲動錯誤，但此時還沒有將立三錯誤升級為路線錯誤。
二、斯大林的“絕密”電報起了關鍵作用
從筆者目前所了解的檔案資料看，情況的轉變是從斯大林的一封電報開始的。8月13日，正在索契休養的斯大林給聯共（布）政治局委員、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發去一封措辭強硬的“絕密”電報，內容是：
“中國人的傾向是荒誕的和危險的。在當前形勢下，在中國舉行總暴動，簡直是胡鬧。建立蘇維埃政府就是實行暴動的方針。但不是在全中國，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中國人急于攻占長沙，已經干了蠢事。現在他們想在全中國干蠢事。決不能容許這樣做。”（《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第300頁。）
根據斯大林的指示精神，共產國際執委會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電報稿，并提交聯共（布）中央政治局。8月2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米夫、皮亞特尼茨基、莫洛托夫、曼努伊爾斯基、庫西寧關于中國問題的報告后，作出以下決定：“（1）原則上通過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電報草稿。（2）責成由莫洛托夫、皮亞特尼茨基、曼努伊爾斯基和庫西寧同志組成的委員會最后審定電報稿。”（《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第330頁。）
從共產國際執委會起草的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內容來看，語氣與8月9日的電報已有明顯不同。電報一開始就指責：“李立三同志根本不想尊重事實，在蘇維埃地區還沒有真正的蘇維埃政府，還沒有真正的紅軍，而在中國其它地方還沒有工業中心城市無產階級的群眾性發動，在農村還沒有千百萬群眾的強烈騷動。……在這種情況下還沒有占領大城市的重大機會。現在號召工人在漢口、上海、北京、奉天等大城市舉行武裝暴動（就像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樣）是最有害的冒險主義。”電報指出，“不要在上海、漢口等地進行冒險主義的盲動”，“硬說工人只想進行武裝暴動而不想做任何別的事情，這只不過是對自己的消極性、對自己不善于圍繞工人群眾的日常利益和需要去動員他們進行斗爭和不善于把這種斗爭與中國革命任務結合起來的一種‘左’的虛偽的掩飾”。（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第330-332頁。）
這期間，遠東局秘書雷利斯基9月12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一封電報，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電報說：“在事實的壓力下李〔立三〕開始承認自己的錯誤。但是他這樣做是采取了以下手腕：他把全黨的責任都推到我們局和羅伯特身上。這種手腕以及他不久前的明確反共產國際的立場使他不可能繼續留在政治局和中國，因為這會給糾正所犯的錯誤和執行決議造成極大困難。我們堅持要求政治局把他召到莫斯科來。”（《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第347頁。）
10月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提交了《關于中共內部狀況的通報》。該通報以遠東局的多次信函和電報為依據，比較詳細地報告了遠東局同李立三等人爭論的過程，以及李立三的主要觀點，其中寫道：“在政治局的會議上李立三發起了反對遠東局和共產國際的運動，借口說，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通報情況的工作做得不好或不正確，共產國際執委會不了解中國的局勢，不希望中國發生革命，等等。”（《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第363-364頁。）
根據該通報的內容，共產國際執委會形成了《關于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該信完全改變了此前對立三錯誤的定性，稱李立三的錯誤是形成了一條同“國際執委的政治路線互相對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45頁。）的路線，“他竟敢于把對于共產國際的忠實和對于中國革命的忠實互相對立起來，他在八月三日政治局會議上說，忠實于共產國際，遵守共產國際的紀律是一件事，忠實于中國革命又是一件事，說占領武漢之后，再去和共產國際說話就不同了等等。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的方針，不能不引導到這種敵視布爾塞維克主義敵視共產國際的言論”（《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第654頁。）。
至此，立三錯誤被升級為“路線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