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歷來總講傅作義如何洞曉民族大義……然而，“投誠起義”的背后，除了“洞曉民族大義”，是否還另有隱情呢？
傅作義要求與毛澤東“平起平坐”
1948年12月17日，傅作義首次與中共接洽和談時，所提條件之一即“確定傅作義通電全國、宣布和平解決的時機，建議成立聯合政府，傅參加聯合政府，其部隊交聯合政府指揮”。
對于傅作義的這一條件，中共基本上是完全拒絕了。12月19日，劉亞樓與傅方代表交談時明確表示：“發通電成立華北聯合政府，目的在于傅先生及其軍隊參加聯合政府，我們絕不接受。”毛澤東在1月15日為林彪、羅榮桓草定了一封措辭十分嚴厲的對傅作義的書面通牒，并致電林彪說：“北平城內成立聯合機構一點，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權之意。因此仍須將致傅通牒交與傅方代表。”
最終，雙方決定“過渡期間，雙方派員成立聯合辦事機構，處理有關軍政事宜”。中共代表葉劍英對傅方代表郭宗汾明確表示：“此機構是在前線司令部指揮下的工作機關，不是政權機關。”葉建議改名為“北平聯合接交辦事處”。加上接交二字，這就從形式上和性質上都否定了任何分權的可能。
中共堅持部隊分散與我合編
軍隊是傅作義談判的資本，因此，在關于軍隊改編方面的談判，傅作義是很謹慎的。
1948年12月17日雙方初次談判時，傅作義想保存實力，特別是想中共放回他被圍在新保安的三十五軍，對此，19日劉亞樓明確說出了和談中中共在軍事方面的條件：“1.傅先生必須丟掉幻想，解除華北‘剿總’所轄部隊的全部武裝，這是和談的前提，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裝的做法，我們絕不接受。2.可以給傅先生留兩個軍，把中央軍的軍長、師長統統逮捕，然后宣布起義。”傅作義無法接受，他選擇了擱置和談。
隨著12月22日第三十五軍被殲，傅作義態度有所軟化，1949年1月8日表達了新的意見：“軍隊不用投降或在城內繳槍的方式，采取有步驟的辦法，即是調出城外，分駐各地用整編等方式解決。”
1月9日，毛澤東就傅作義所提條件作出明確的指示：“為避免平、津遭受破壞起見，人民解放軍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議，傅方軍隊調出平、津兩城，遵照人民解放軍命令開赴指定地點，用整編方式，根據人民解放軍的制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但傅作義仍以“不能指揮中央軍”為由拖延。
14日，解放軍攻占天津，北平成為孤城，傅作義不得不接受中共條件。19日，傅作義宣布接受解放軍的和平改編。
和談過程中幾次打算出逃
1月22日，傅部開始撤離北平。而在和平協議按約生效當天，傅即通過國民黨中央社發布文告，回避戰敗公布了北平和平協議中與民眾生產、生活等有關的13條條款，搶先造成北平和平以他為主的輿論。2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公布了由毛澤東親筆撰寫，以林彪、羅榮桓名義致傅的公函，歷數傅作義的罪責并提出警告和通牒；新華社播發了毛澤東撰寫的《和平結束北平戰事經過》的新聞稿，對傅作義的政治性表白進行批駁。傅作義因此向南京政府申領護照出國，但國民政府外交部并未批準。
3月24日，不知出于何種打算，傅作義密電楊慎五：“請派王蔚梧乘機無論如何先到綏，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綏，萬勿遲誤，并須絕對秘密。”也就是說，傅作義想在26日逃離北平。而就在25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由西柏坡遷至北平，并在北平西苑機場閱兵，這無意中打斷了傅的逃離計劃。最終，他選擇完全轉向中共方面。
等中共困難時東山再起
然而，即便傅作義完成了北平和綏遠的通電起義，也并非意味著他就完全轉向中共一方。傅作義曾向來訪的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徐永昌透露了一個他精心謀劃的策略：“經過一個時期的整理軍隊，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時期中共以兵壓迫時，彼時利用官兵心理卻可打出去。”
1949年9月19日，即徐永昌在綏遠的最后一天，傅作義同徐永昌進行了最后一次會談。談話之后，傅向徐遞交了一份上蔣呈文。這是傅作義就政治、軍事、經濟、外交、黨建等等問題向蔣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獻策。呈文分為“（中）共可能失敗的條件”、“相持階段之形成”、“我們的做法”三個部分。“我們的做法”是一個重建國民黨的意見，核心是“我們應認識我們已經失敗，應重新革命、重新復興”。也就是說，傅作義的確有“如果中共在1950年遇到經濟困難時東山再起的打算”，他對中共能否穩定政權也沒有信心，因此要為自己做一個萬全的謀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