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新街口，有一幢挺拔的建筑物——前國貨銀行大樓（今天的新街口郵政支局）。1940年，汪偽政府“宣傳部”就在那里辦公。

“部長”林柏生，兩個“次長”——郭秀峰和胡蘭成。

胡蘭成·張愛玲

1940年夏天，某日，8時已過，“中央宣傳講習所”的第一節課開始了，50名學員紛紛進屋占座。

訓導主任鄭景先進來，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說：“今天的政治課，特請胡次長講世界政治經濟問題。”接著，一個穿深色西服，系深色花領帶，40歲左右的人進來。他后面跟著一名記者，大家一看，是“中央電訊社”的蔣景儒。

既無講義，又無書本。胡蘭成慢條斯理、滔滔不絕地大談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蕭條與政治危機，一口氣講了足有兩個鐘點。

學員們對其他人等的講課多不感興趣，惟獨胡蘭成講課，人們都注意傾聽。畢竟，在當時公開宣講列昂節夫（蘇聯經濟學家，著有《政治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是需要膽量的。

胡蘭成去后，人們私下議論開了。陳孟浩是個年事較高、閱歷較多的學員，他對我說：“這兒是個大雜燴攤子，像胡蘭成這樣的人也會有幾個，真是鬼怪蛇神，五光十色啊！”

秋天，一個星期六的下午，鄭景先把我和另外幾個人找到一塊，說是胡蘭成請我們到他的寓所做客。

在南京，胡蘭成住鼓樓三條巷21號。

胡寓很雅靜，進門是一片草坪，有幾架葡萄藤蔓，小雀啾啾，“鳥鳴山更幽”。忽然，一條西洋獵犬猛撲過來，被胡蘭成適時喚住了。

在會客室里，略事寒暄，胡蘭成揭開正題，批評當時的“官僚政治”，他要求年輕人敢說敢講。

從那時起，我認識了胡蘭成，此后可不經事先通知，徑直到他家里去。

有一回，我同他一塊去上海，到滬西大西路他的寓所，那里有他的一個侄女在照料家務。隨后，我又同他到詩人邵洵美家（在當時的霞飛路上），談張愛玲的小說，以及南京“中央大學”校長樊仲云的逸事。樊仲云與胡蘭成是小同鄉，浙江嵊縣人。

幾天后，一日上午，胡蘭成攜我同去起士林咖啡館左側的一棟公寓樓的二樓。門鈴響處，女傭來開門。進門后，見到一位頎長身材的女士，年近30歲，她就是當時蜚聲文壇的作家張愛玲。

回到南京后，一次去胡寓，見郵遞員捎來一封信件。胡蘭成悄悄對我說：“張愛玲的，這不能叫我太太看到，那可了不得！”從那時起，我知道胡蘭成與張愛玲的關系不一般。

胡蘭成·池田篤紀

胡蘭成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他與孔君佐合辦《大公周報》，對汪偽當局評評點點。這引起了汪精衛、林柏生的不滿。

一次，趁胡蘭成在寓所附近散步時，幾名特務綁架了胡蘭成。此事被胡蘭成的愛人應瑛娣（上海紅舞女，為胡蘭成包養）知道了，就去南京“日本大使館”告狀。

日本駐汪偽政權“大使”谷正之，50來歲，禿頂，是日本外務省的一名老官僚。谷正之很給胡蘭成面子，加上“大使館”的官員池田篤紀、清水董三，他們接二連三地找汪精衛。汪精衛迫于壓力，不得不下令釋放胡蘭成。

胡蘭成回家當晚，池田篤紀親自到三條巷慰問。為防止胡蘭成再被綁架，南京日本憲兵司令部少佐河村每天派兩名憲兵，駐守在三條巷胡寓。胡蘭成去上海，也有憲兵隨行。這真是罕見之事。

胡蘭成有日本人撐腰，不但繼續出版《大公周報》，又出版《苦竹》文藝雜志，刊登張愛玲等人的文章。

當時，在各個戰場上，日軍都在打敗仗。在此形勢下，清水、池田更加接近胡蘭成，經常聚餐。最明顯的一個行動，就是清水與池田竭力慫恿胡蘭成去武漢，在當地日軍首腦都甲大佐的支持下，辦起了《大楚報》，發動所謂“人民和平運動”，要求“撤軍、和平、統一”。密鑼緊鼓，喧嚷一時。

到了1945年，日方處境更為局促，幾乎是惶惶不可終日。一次，胡蘭成對我說：“我曾與谷正之等人交談：如果蘇聯紅軍攻占德國，只要日本在遠東支持住半年的時間，估計蘇聯與英美之間，必然要勢力不均，新的爭執必起。那時你們相機行事，將來的事情并不是不好辦的。”

據說，池田經常舉杯贊賞胡蘭成為“小諸葛”。

胡蘭成這個人，無事好打太極拳，練習書法，對魯迅詩吟誦如流，比唐詩還熟。清水、池田的會客室與書室內掛的條幅，上面龍蛇飛舞，均出自胡蘭成之手。

1946年冬，我已到蘇皖邊區首府淮陰，在“華中新聞干部學校”學習。

一天散學后，我信步運河橋頭，忽然看見池田篤紀與畫家二宮久光迎面而來。言談之下，才知他倆已進入“朝鮮日本工農學校”學習。過了一段時間，池田他們準備回日本。談到胡蘭成，池田告訴我：一天，他到上海虹口區胡蘭成的暫居地，在約定的時間去看他，可是已人去樓空。鄰人回答：“不知其行止。”

（編者注：日本投降后，胡蘭成化名張嘉儀，逃到浙江溫州，任教于溫州中學。1950年，他經香港偷渡到日本，1981年病死于東京。本文選自《江蘇文史資料存稿選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