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曾對蔣介石說，他是要在北大校長的位置上干5年、10年的。他對于北大與全國大學的發展也是有長遠考慮的。
胡適認為，國家與其花費幾百萬美元送學生到外國留學，不如省出一部分錢來在國內建設少數世界水平的大學。只有如此，中國才有學術獨立的希望，而國家發展的需求則可以依靠國內的大學進行研究和實現。
1947年8月，在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籌委會上，胡適當面向蔣介石提出了《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教育計劃》。“計劃”的核心意見有兩條。首先是在10年之內，集全國的人力物力，經營5所基礎最好的大學，使其成為國家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以及學術獨立的根據地。這5所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和中央大學。5所達標后，再培植5所，爭取10年后中國能有10所一流大學。第二個意見，其實是他一直倡導的建設研究型大學，即大學應該向著研究院的方向發展，必須能夠承擔獨立的研究任務。胡適說：“有了這5個10個最高學府做學術研究的大本營，10年之后，我相信，中國必可以在現代學術上得到獨立的地位。”
也是在1947年的七八月間，胡適給國民政府的國防部長白崇禧和參謀總長陳誠寫了一封信，提出一項“關系國家大計”、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建議——發展核物理研究。“二戰”后，原子能研究與開發成了世界上最前沿、最熱門的科學領域。胡適在美國親身感受到了原子能研究的戰略價值，他提出在北大集中全國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學者，建立研究所，并訓練青年學者，以為國家國防工業之用。
同時，胡適開出了一個海外華人科學家的名單，包括錢三強、何澤慧、胡寧、吳健雄、張文裕等9人。這些優秀的物理學家分散在歐美各國。胡適已經和他們聯系過，大都答應來北大任教，并愿以北大物理系為基礎，建設國際領先的原子物理研究中心。胡適希望白崇禧、陳誠能從國防科學研究經費中撥出50萬美元，分兩年支付，作為購買設備的費用。“我知道此數目甚巨，責任重大，故甚盼兩先生于便中報告（蔣）主席，請其指示裁奪。”胡適在信中寫道。
胡適特別強調，他寫這封信并不是為北大著想，而是因為這些科學家都在國外有了成績，也愿意來北大工作，為了國家科學前途考慮，這個責任他必須承擔起來。現在他已經解決了人的問題，但研究設備的錢卻沒有。胡適自信地說：“此意倘能得兩位先生的贊助，我可以斷言，我們在四五年內一定可以有滿意的成績出來。”
蔣介石忙于打內戰，這筆發展核物理的錢他自然拿不出來。1948年，胡適費盡周折再次從“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爭取到了25萬美元的費用，作為幾所重點大學的復興費用。他分配給北大10萬美元，中山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各5萬美元。北大的10萬美元沒有像撒胡椒面一樣分散用掉，而是集中用于物理系現代物理學的研究，為他心中那個“國之大計”墊上一點磚瓦。他特地委托在美國的物理學家吳健雄等人代為購買設備。但由于此時，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已全面崩潰，這塊小磚頭最終也沒有“墊”上去。胡適很失望，最后把這10萬美元退還給了中華文化發展基金會。
在每一個歷史時期，胡適總會制定一個深謀遠慮的科教計劃，不管政治如何動蕩、風雨飄搖，他都努力去維系這個脆弱的理想并為之奮斗。但遺憾的是，時代從來沒有給予他正面“求證”的機會。
在20世紀40年代末，他的教育與科學計劃再度冷場。胡適一生提倡“科學”，并不是一句口號，只要有機會，他便百折不回地推動科學研究在中國的展開。他曾寫過一首詩：“為他起一念，十年終不改。有召即重來，若亡而實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