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8日,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到當天上午11點30分。會議結束前,溫家寶來到會場,向與會人員報告對父親的搶救和診斷:心臟下壁和后壁大面積梗塞,病情危重。醫生建議,待病情稍有緩解,轉到醫院繼續治療。
轉入北京醫院治療
下午3點多鐘,父親病情基本平穩,即被轉入北京醫院,同時通知了家屬。經過全面檢查,父親的磷酸肌酸激酶為正常人的十多倍,這表示預后不良;病人煩躁不安,膀胱充盈卻無尿排出,這說明病情需要進一步控制。
歷史的巧合竟是如此奇妙,父親被安排在當年周恩來總理臨終住院治療的同一間病房里。不同的是,父親住進時北京醫院正在修建住院大樓,父親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樓的旁邊,挖好了的地基終日夯聲不斷。第二天上午父親蘇醒過來,透過窗戶又看見了暖融融的陽光。但嚴重的胸悶、胸痛和導尿失敗,使他煩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著名外科專家、北京醫院名譽院長吳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樣參加病房大交班,問:“這個周末有什么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嗎?”當得知父親的病房緊挨著24小時打夯的大樓地基時,他果斷地決定:“馬上停止打地基!”
結束了近兩天兩夜施工現場的嘈雜,父親終于有了一個安靜的治療環境,導尿也在這天上午完成了。
病情一度好轉
當天下午,父親的病情開始好轉,煩躁減輕,并能進流食和臥床大、小便了。在醫生的一再叮囑下,父親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實實地躺在病床上。住院第3天,醫生同意了病人的要求,輸液管被拔出來,輸液停止了。
黨和國家的一些領導人紛紛到醫院探視。李鵬、楊尚昆、彭真、宋任窮等,分別來到病房探視,鄧小平和王震派秘書到醫院看望,陳云、徐向前、聶榮臻多次打電話了解父親的病情。父親在病床上接到了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從上海打來的慰問電話,聽了原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寫給他的慰問信。
4月15日,父親大面積急性心肌梗死發病的第7天。即將度過危險期的父親,這天清晨醒來心情特別好,笑著問警衛秘書李漢平:“外面情況怎么樣啊?”看到秘書不說話,父親又打趣地說,“不要對我封鎖消息嘛!
父親看到即將下夜班來查房的醫護人員,又提起要下床活動的要求。醫護人員認真地說:第一個7天雖然快過去了,但危險期還遠沒有過去,還要注意,最好不要下床。父親有些不高興地說:“你們怎么一點商量的余地都沒有呢?”
黑色的時刻
看見父親情況不錯,家里人幫他在床上洗了臉、漱了口,還喂他喝了些西瓜汁。父親靜靜地斜倚在床上,等著吃早飯,等著母親來看他。這些天他一直被困在床上,也沒有吃過什么東西,又餓又乏。
幾分鐘后,守護在父親身邊的三哥德華,發現心電監護儀上綠熒熒的心電圖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動起來,心率從每分鐘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來值班醫生。醫生看了看心電監護儀,不經意地說:“沒事兒,以前也有過這種現象!
三哥不敢相信,仍目不轉睛地盯著監護儀。果然,當每分鐘達到110次時,心率開始逐漸減慢,一分鐘后恢復到60次?蛇沒等三哥和緊張得也湊過來察看的李秘書松口氣,峰谷狀的心電波形作了一個短暫的停頓,忽然耀眼地一閃,化作一條碧綠晶瑩的水平線,向無極的空間延伸而去。與此同時,只聽見躺在床上的父親痛苦地大叫一聲:“啊!——”他那只被李秘書握著的手突然松脫,頭部猝然轉向一側。
等醫護人員趕來急救時,一切都已經無濟于事了,父親再也沒有醒來。母親和所有在京的家人都趕到了醫院,但呈現在他們面前的,是擠滿病房門口的機器和平靜安詳的父親……
極度悲痛的三哥用殘余的最后一絲清醒,記下了這個黑色的時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時53分。
母親提出喪事從簡
這天上午,從萬分悲慟中清醒過來的母親向中央辦公廳負責同志表示:“耀邦為黨、為人民操勞了一生,無愧于黨和人民。他年幼時就險些在‘左’傾路線和與國民黨的斗爭中倒下,活到73歲也算高齡了。他去得利索,沒有帶給大家多少麻煩,也給了我們6天半的時間。他生前提倡喪事從簡,我們家屬希望對他的喪事處理,也一切從簡!
這天日暮,連續月余艷陽高照的北京,竟春雨瀟瀟。百姓們說:這是天人同哭。
這一晚,夜氣如磐,無聲的哀思沉重低回。風雨中不知多少善良的人們噙著淚水,默默地為父親扎花圈,設靈堂,起草挽聯,抒寫哀思。
這一晚,一位文藝工作者在返京列車上聽到父親逝世的消息,浮想聯翩,寫下一首詩:頭頂一個天,腳踏一方土,風雨中你昂起頭,冰雪壓不服。好大一棵樹,任你狂風呼,綠葉中留下多少故事,有樂也有苦……
后來,這首詩被譜成曲子到處傳唱。但是可能沒有人知道,它原本是獻給誰的。
在這個悲痛的時刻,很少有人知道,會計司胡同的一盞臺燈下,我的母親長歌當哭,和淚寫下了這樣的詩句:獨秀紅梅隨冬去,落絮細雨泣無聲。人生自古誰無死,忠魂丹心慰后人。
這讓人不禁想起父親在世時曾不止一次說過:“李昭如果不去搞工業,會是一個很好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