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式同處理張愛玲后事
張愛玲死后，遺囑執行人林式同需要處理兩件事。一是，處理遺體。9月30日，治喪小組的成員林式同、張錯、張信生三人在加州租船出公海灑骨灰，尊重遺愿同時遵守法律。二是，張愛玲遺囑說她所擁有的東西交給宋淇夫婦，包括錢財與一些遺物。
于是林式同再去張愛玲的家整理遺物，這所房子位于洛杉磯市10911號RochesterAvenue206室，根據林式同的描述：“正對著電梯口，一條筆直的走道，四面沒有窗，灰灰的日光燈，整天亮著。到了盡頭，靠左邊，就是張愛玲住的房門。一打開門，房里彌漫著沉郁的空氣，我很快的把所有的窗戶打開……地上擺著許多紙袋，包著不同東西，門旁靠墻放著那一張窄窄的行軍床，上面還鋪著張愛玲去世時躺的那床藍灰色的毯子，床前地上放著電視機，落地燈，日光燈，唯一的一張折疊桌倚在東墻近門的地方，廚房里擱著一把棕色的折疊椅，一具折疊梯，這就是全部的家具了。這些東西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輕便好拿，包括電視，她原來有個小的，只有五六吋，大概太小了，看不清楚，搬家后買了一個新的，大一點，有十幾吋，也不重。張愛玲買了大量的燈泡，因為她怕黑怕冷清，電燈電視一天到晚開著，這習慣她曾經跟我談起過，‘有時還藉電視聲音催眠。’對門朝北的窗前，堆著一疊紙盒，就是寫字柜，張愛玲就坐在這堆紙盒前面的地毯上，做她的書寫工作……墻上沒有掛任何東西，連一張日歷也沒有，真可算是家徒四壁。張愛玲的房內除了她自己的作品和定期雜志外沒有書。”
最后一點其實不對，因為房間內有張愛玲最愛的《紅樓夢》和丈夫賴雅的親筆簽名書。
“更衣室里除掛著的衣服外，地上堆滿了各色各樣的紙袋……她從來不用箱子，什么都是臨時現買，一搬家就丟的就丟了。她不用普通的女鞋，唯一常用的是膠底浴用拖鞋，買了好幾大包，全是新的，用臟就丟。”此外張愛玲生前在韓國城租了一個三英尺見方的小倉庫來擺東西，全用紙袋裝著。
外界有人看到這些描述就覺得張愛玲晚年很凄涼。我覺得，只要張愛玲自己喜歡，何必要求她一定要住花園洋房，坐跑車、養番狗、吃鮑參翅、穿名牌時裝、攜高貴手袋、戴鉆戒、搞整容？就我所知，張愛玲在賴雅之后的感情生活應該是空白的。這也是無可厚非的，為什么一定要她有個伴侶呢？沒有這些東西就一定很凄涼嗎？你可能有如此想法，但正如她那篇散文所說的，她要你“包括她在外”。
以我自己來說，最近作家陳玉慧發表了一篇文章回憶數年前上門來探訪我，她寫：“宋家現在是宋以朗一個人住，張愛玲的文件和書稿，全置于客廳一大桌上，再加上一墻壁張愛玲或有關張愛玲的著作，除此，沒有別的家具或裝飾。”我一點都不覺得自己無妻無兒，家徒四壁是很凄涼，反而這種生活我喜歡得很啊！
林式同將張愛玲家里的物品歸類，分為九大塊：一、銀行財務及稅務部分，需要讓律師處理，其結果將專函報告；二、家具，包括電視、燈桌、桌子等；三、衣服，包括化妝品等；四、來往信件，分為宋淇夫婦、親戚（姑姑與弟弟）與其他人的信件；五、作品手稿。六、身份證明，包括結婚證、公民證；七、隨身用品：眼鏡、假牙等；八、照片；九、書籍。
他來信咨詢我爸爸媽媽需不需要將這些東西原封不動地運回香港。他說如果全部裝箱里的話需要讓海關檢查，并要本人到海關處去取。我爸媽回復他說某些普通東西不需要，如桌子、梯子、電冰箱、電視機。最后林式同以海運方式寄了14箱東西過來，包括書籍、照片、衣物、鞋子、手提包、假發、毯子以及兩箱手稿。
1997年，我媽媽將一些手稿捐給美國南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其中包括《同學少年都不賤》的手稿（2004年出版）；《海上花》的英文譯本打字稿（后來由孔慧玲完成，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少帥》的英文打字稿（期望在2013年翻譯成中文出版）；《中文翻譯：一個文化影響的媒介》的英文演講稿（期望在2013年翻譯成中文出版）等等。在1992年2月25日的信里，張愛玲曾提及一份關于林彪的英文稿，但該稿不在遺物中，現在不知所蹤。
當時我媽媽留下一些張愛玲遺物中的手稿在家中，不知它們可否出版。我媽媽去世后由我處理出版，包括《重訪邊城》（2008年）；《異鄉記》（2010年）；《雷鋒塔》《易經》的英文打字稿（后來由趙丕慧翻譯成中文，2010年出版）。這里有逸事一樁。當時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孫曉明找上門，要求閱讀《雷鋒塔》、《易經》作為他的碩士論文題目，結果我同意了。不幸張愛玲將兩份打字稿的封面掉亂。結果2009年論文《天才夢：張愛玲美國時期的生活與寫作初探》里面的《雷鋒塔》應該是《易經》，而《易經》則應該是《雷鋒塔》。不過孫曉明還是第一個寫了有關這兩本書的人。
張愛玲晚年的經濟狀況
林式同還去銀行把張愛玲的存款取出。張愛玲在美國有六個戶口，花旗銀行、美國銀行等，林式同總共找到有28，107。71美金。去銀行取錢并不能憑著一份所謂遺囑就可以拿到，因為銀行不會根據一張紙頭而將戶口全數轉賬。林式同要經過洛杉磯市遺產承辦法庭去辦理手續，需出具死亡證明、確認遺囑、確認遺囑執行人。完成后，法庭就會發指令給林式同去銀行取錢。外面有一些說法是，林式同從來沒走過法律途徑就把錢取出了，因此沒有法律效應。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可能，銀行不會隨便把錢給人，他們只服從法庭的指令。
林式同先把張愛玲銀行的兩萬八千美金全數匯給我父母，并列出消費清單，包括黑箱車、冷藏、火葬、租船、找遺產承辦法庭所用的律師費、所租單位的清潔費、搬運費、電話費、郵費、煤氣費、電費、把東西運回香港的運輸費等。林式同告知上述費用估計是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七元三分錢美金，我爸媽隨后就把這筆費用匯還給他。張愛玲有兩萬八千美金的存款，當時港幣匯率是7。75左右，所以張愛玲死后是有二十幾萬港幣，這在當時不算多也不算少，網上有人說她生前貧窮到需拾紙皮來糊口，是無稽之談。
林式同沒過多久就去世了，他的太太是日本人，后來患了老人癡呆癥，忘記他是誰，讓他痛心，因此他寫了一本《你是誰？》。他寄了一份電腦打印本給我父母，應該沒有出版過。書的后語是：“這是一個大時代的一對小夫妻的故事。這是個不能留學而留學，不愿移民而移民，抗日而和日本人結婚，自認是中國人而不是中國人，要愛國而沒有國可愛的人，掙扎著度過了一生的故事。這故事由老人癡呆癥的來臨而結束。它和每一對夫妻一樣，期間充滿了喜怒哀樂，悲歡離合。”
我要補充的是張愛玲究竟有多少錢。先前我們說美國銀行有兩萬八千多美元，扣除身后事費用后是一萬七千美元左右。我手上有些張愛玲與我父母的通信，里面有提及財務報告，我爸爸在香港幫張愛玲買了一些外幣或定期存款。哪個國家利息高，通貨膨脹低，賺的錢就比較多。我媽媽在香港以她自己的名義開了多個銀行戶口，其中一些是幫張愛玲管理的存款，但也有其他戶口是我父母，我三叔宋希，與其他親朋戚友的。我不清楚哪些錢具體屬于哪個人，銀行也不會隨便給我詳細資料，因為他們不可以無故揭人隱私，子女也不例外。
這里有一張紙條，1996年12月18日，是我媽媽的筆跡，上面寫著張愛玲的英文名字E.Chang，計算“綠簿子”（銀行外幣存款）剩余32萬多美金。這不是什么法律認可的證據，因為只是一張字條。按照當年的匯率，那大概是240萬港幣左右。如果張愛玲當年帶這筆存款回中國就是個百萬富翁了。今天莫言拿到一百萬美元的諾貝爾文學獎金還會給人取笑他在北京買不起一套房子，但在1995年，240萬港幣在大陸（或香港）不是一個小數目。
話至此，澄清了張愛玲晚年的狀況。
張愛玲版稅收入現在的用途
回看張愛玲的遺囑附信，大概意思就是把剩下來的錢讓我爸爸媽媽照顧身體。他們兩個人給病魔折磨多年，醫藥費是遠遠超過張愛玲剩下來的錢。現在我爸爸媽媽都已經去世了，那些版稅收入就另有用途。
張愛玲在遺囑附信里說要“請高手譯”她的作品。現在張愛玲的作品已經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波蘭文、捷克文、日文、韓文、越南文等。其實它們都是外國出版社自己找上張愛玲的國際代理再簽合同，他們自己付翻譯費。有些張愛玲的英文作品翻譯成中文，如《雷鋒塔》、《易經》、《少帥》，則從張愛玲的版稅入息里付。
香港大學張愛玲紀念獎學金從2009年開始，每年頒予一位從內地或臺灣來港，于香港大學修讀文學科及人文學科之本科女學生，每年在讀頒發5萬港幣，如今已經有三位大陸學生與一位臺灣學生受惠。當年香港大學的獎學金是張愛玲后來成為作家的重要因素，現在的獎學金得以幫助背景和張愛玲相似的女學生。我相信她會同意這種做法。
張愛玲五年研究計劃由2011年開始，每年一屆，持續五屆，每屆將選出3-5個研究項目進行資助，論文與文字創作資助金額為五萬元人民幣，紀錄片為十萬元人民幣。三年來已經有15人受惠。實行這個計劃中，金錢還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出版社（新經典文化、青馬〔天津〕文化、香港與臺灣的皇冠出版社）付出的人力，因為行政事務繁重。
2010年是張愛玲誕辰九十周年，香港浸會大學舉行了張愛玲國際學術研討會，差不多一百位學者參與，后來出版了論文集《張愛玲：傳奇·性別·系譜》（林幸謙主編）。此外，浸會大學的紀念張愛玲系列活動頒出了首屆張愛玲繪畫獎，其中冠軍獎金為5萬港元，后來出版了《印象·張愛玲》一書。以上活動從張愛玲的版稅入息支付。
2010年，北大百年講堂舉行了“2010北京張愛玲紀念研討會”，兩岸三地學者齊聚一堂，包括馬家輝、止庵、陳子善、蘇偉貞、郝譽翔、符立中、格非、吳福輝、楊聯芬等。以前試辦的張愛玲研討會都碰到阻力而停止，所以這個會議是大陸的第一次的張愛玲研討會，以后就應該容易得多了。這個會議也是從張愛玲的版稅入息支付，加上出版社們的幫助。
還有逸事一樁。2011年我在北京召開張愛玲研討會時遇見一位以前的臺灣記者，她跟我道歉，說：“不好意思，打攪你媽媽了，我曾在當年打電話給你媽媽詢問張愛玲死訊，我也知道這是非常心煩的。”我當時也不知道我媽媽心情如何，回來后看到她的日記才頓時明白。我媽媽聽見張愛玲逝世的噩耗，當天做了記錄：“1995年9月9日，中秋節，倒數661天。驚聞愛玲噩耗（孤寂中離開人世，是禍是福？），四十余年舊事涌上心頭……整天電話不絕，煩愁到極點……總解不開生死之謎。”她在日記里列了來電名單：鄭樹森、平鑫濤（數次）、《聯合報》陳××以及其他報界人士，“都想拿資料”。信中的倒數661天是指離香港回歸的日子。她“煩愁到極點”后，夜深去聽法國作曲家馬斯標（JulesMassenet）的歌劇《泰伊思》（Thaīs）里面的小提琴名曲Meditation來解壓，“動我心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