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孝文生于1910年，是1937年入黨的老黨員，地下工作經驗豐富，還是黨的“七大代表”，然而，他對敵人的逮捕沒有思想準備。當冉益智和劉國定先后叛變后，組織上多次通知他轉移，可涂孝文堅持認為萬縣離重慶很遠，安全沒有問題，繼續在萬縣輔成學院以學生身份過著悠閑的生活。所以，當冉益智帶著特務找來時，涂孝文完全陷入驚慌失措之境，不知如何應對。特務把他帶到駐地后，開始涂孝文只是以沉默來回答提問，但當特務左志良用手槍頂住他的頭，威脅說再不交代就搞死他的時候，涂孝文僅有的一點抵抗也就崩潰了。
涂孝文被捕之前，冉益智已經出賣了下川東地工委委員唐虛谷和楊虞裳。但冉益智不知道他們所居住的具體地址，所以當涂孝文被捕后，特務們就直截了當地追問這兩個人的下落。涂孝文因此便交代了屬于他領導的唐虛谷和楊虞裳等地下黨員的住地。“書記叛變，全黨遭殃”。中共下川東地工委書記涂孝文的叛變，使得下川東地下黨組織系統幾乎是徹底地瓦解，江竹筠、李青林、李承林、雷震、張靜芳、唐慕陶、黃玉清、陳繼賢、廖模烈、陶敬之等一大批地下黨骨干分子幾乎無一例外地被敵人逮捕。
后來，受獄中革命同志的感染和影響，涂孝文思想發生了變化，想重回黨的懷抱。敵人方面則覺得此人已“無可救藥”了，惱怒之下，徐遠舉在簽發1949年10月28日的一批屠殺革命者的名單上也將涂孝文一起列了進去，這樣，涂孝文和陳然、王樸等10人被一同公開“審判”，并押至大坪刑場公開槍殺。據目擊者回憶，槍殺前，10人都高唱《國際歌》，高喊“共產黨萬歲”等口號，其中當然也包括涂孝文。一個對革命事業造成巨大危害的共產黨的叛徒，在臨死前卻高喊“共產黨萬歲”，我們既感嘆叛徒人性中的矛盾性和復雜性，又無比欽佩獄中革命者對反面人物的感召力和轉化能力。
除了涂孝文外，還有一名也是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叛徒蒲華輔。這個蒲華輔，被捕前任川康特委書記。川康特委在組織系統上是與川東臨委平行的地下黨組織，白公館和渣滓洞的難友多為川東臨委組織系統的，所以一般都不熟悉蒲華輔。蒲華輔被捕后，特務同時抓捕了他的妻子，連同兩個小孩，一家人一起被關押在白公館，未與其他難友同室關押過，其他難友只有在放風時間有可能與他接觸。
濮正應，化名：蒲華輔；男，36歲；銅梁人，上海中國公學肄業。1926年棄舊學入銅梁縣中肄業，1927年加入中共，積極活動，被開除。后入上海中國公學，一年后返銅梁縣中任教，領導該縣土橋事件。1930年于渝被捕，囚3年余。1937年返縣任教，1939年任江北縣委書記。1940年在萬縣工作，下半年又去瀘縣整理組織，1941年起工作于成都7年之久。中共川康工作委員會書記。著作不少，精于地理，被國特搜刮一空。
在整個“紅巖”故事中出現的幾個叛徒中，蒲華輔的年齡最大，黨齡最長，黨內職務最高。他的叛變經歷類似涂孝文，也屬于“先軟后硬型”。他被捕叛變后，交出了川西地下黨組織，特務在成都等地逮捕了數十名地下黨員，其中韓子重、齊亮、馬秀英、張學云、韓秉煬等被送押重慶并殺害。
蒲華輔被捕，是由于劉國定和冉益智共同出賣而造成的。劉國定叛變不久，就向特務交代認識川康特委負責人，外號叫“鄭眼鏡”，住在成都，但不知道“鄭眼鏡”的真實姓名和住址。“鄭眼鏡”蒲華輔在成都叛變后被押到重慶。據難友們觀察，他后來“逐漸鎮靜”，沒有再進一步出賣組織，而且還拒絕了徐遠舉讓他參加特務組織的要求。
蒲華輔是羅廣斌《紅巖》中的“甫志高”的主要原型人物之一。其實，蒲華輔是個非常復雜的人，他與其他叛徒還有所不同，相對而言，他是屬于黨內的知識分子那一類人，他們在投身革命時或者在革命工作中，一直充滿激情和理想，而且蒲還是個理論方面很有專長的人。他的個人生活上也有很濃重的知識分子色彩，清高、自命不凡，遇事頭腦易發熱。一方面在殘酷的敵我斗爭中容易被激發革命熱情，另一方面真碰上敵人嚴刑拷打時又經受不住皮肉之苦，而當他“痛定思過”后，又表現出堅強不屈的精神來。他與家人一起被關在白公館十個多月中，受到其他地下黨人的影響，后來一直沒有向敵人屈膝投降。不過，他總是以“黨的高級干部”和有知識、有修養的身份出現在大家面前，難怪大家都看不慣他。
1949年10月28日，蒲華輔和涂孝文與陳然、王樸等一起被押到大坪刑場公開槍殺。在赴刑場的整個過程中，據目擊群眾講，蒲華輔與其他烈士的英勇慷慨就義沒有什么不同，表現得“非常共產黨”。
李文祥，“紅巖”中另一個與所有叛徒表現很不一樣的叛徒。這個生于1919年1939年入黨的“老革命”，被捕前任中共重慶市工委城區區委書記，主要負責地下黨農村武裝工作的聯絡、干部輸送、人員轉移及武器藥品購置等，據說是個骨頭很硬的“地下老武裝”。他是被劉國定出賣的，于1948年4月22日和他的太太一起被敵人抓捕。被捕之初的李文祥，飽受重刑，幾度暈死過去，但他沒有背叛黨。他與特務們采取了“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應對策略：說遠不說近，說大不說小，說死不說活，說上不說下，說虛不說實。特務們因此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收獲。而徐遠舉等特務分子對被捕后的共產黨員判斷其是否“投誠”，基本上有兩個硬指標：一是有沒有交出所掌握的地下黨組織系統，二是加不加入他們的特務組織，參不參加特務活動。故對李文祥一番審訊后，特務們認為李文祥“不老實”，屬于重案犯。但特務在審案時，發現李文祥對太太的感情很深，因此特務們就把李文祥作為重犯關押在白公館，將他的太太關押在渣滓洞，而不像白公館的一些囚犯那樣夫婦同押一處。
就在同時，特務們則正按計劃一步一步地“引導”李文祥。每次提出李文祥審案時，都特地把李文祥從白公館提到渣滓洞去，且都要有意，或看似無意而實為有意地安排李文祥與他太太見面。所以，一次審訊案，能讓李文祥對太太的思念之情增加十分。與太太見面時，李文祥都會痛哭一場。李文祥的太太也是個地下黨員，但沒有對特務承認身份，看到李文祥這樣痛苦，反過來不斷鼓勵和勸說丈夫，要他堅持住！但李文祥的感情和精神狀態越到后來越處于崩潰的邊緣。每每痛哭過后，他就會想：“我這樣苦熬到底是為什么？為了革命勝利？革命確實快要勝利了，但真到了勝利之日，我還活著嗎？為了黨？我已經為黨不辭辛勞、不計報酬工作了這么多年，我得到了什么？為了天下人的幸福？古人說‘一室不掃何以掃天下’，我如果死了，連太太的幸福都不能給，我還能給天下人什么？”陳然為了挽救李文祥，甚至對他說：“你要是去向敵人‘自首’，我就跳樓自殺！”可李文祥卻這樣回答：“幾個叛徒不會影響中國革命勝利。”終于，一次審案后特務威脅說這是最后一次與他太太見面，李文祥感覺天都塌了，他再也不敢想象自己就這么完了，他再也不能忍受不能與太太相見的痛苦。入獄八個多月、在特務的鞭子與老虎凳上沒有背叛，卻由于忍受不了牢獄之苦和對前途產生動搖的李文祥，于1948年12月14日，趁放風的機會跑到特務辦公室，主動要求“坦白情況”。幾天后，他向特務遞交了一份《關于策反計劃的報告》和一份《悔過書》，表示自己愿意交出組織，愿意參加特務工作。他向特務出賣了何柏梁、程謙謀等16名共產黨員的情況。李文祥叛變了！
叛徒自有叛徒的嘴臉。跟其他叛徒一樣，李文祥后來也為自己的叛變行為找了如下理由：
一、我是被人出賣的，是一個受害者，但我還是在獄中堅持了8個月，在這么長的時間里，那些跟我有關系的地下黨員按規定早都應該轉移走了，我把他們供出來，特務是抓不到他們的，如果還不走，他們被抓了是不能怪我的。二、我為黨的事業、為黨的工作苦了這么多年，眼看就要勝利了，我如果不屈服，是看不到這個勝利的，這樣的人生太慘了，而且比我重要的干部都叛變了，這說明重慶的組織已經完蛋了。就算不叛變能活下來，今后黨還認不認我們？現在二處徐處長給我的選擇是這樣的尖銳：要么為他們工作，要么槍斃！我死了對革命沒有幫助，參加特務工作，也絕不會影響勝利的到來，我已經沒有政治前途。只能為個人來打算了。三、我太太的身體太壞，這樣下去一定會拖死在牢里的，為她著想，我也只有選擇為二處工作。
李文祥叛變后，參加特務組織被委任為上尉，帶著特務四處抓捕地下黨員。由李文祥出賣的何柏梁、程謙謀、伍大全等地下黨員被捕犧牲。重慶解放后，李文祥做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樣子，先后參加過征糧、教書等工作。但黨組織和新的人民政府并沒有放過這位給革命造成巨大損失的叛徒，公安機關于1950年將其逮捕歸案。1951年，重慶市人民法院判處李文祥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與劉國定、冉益智、李忠良等叛徒一起押赴刑場執行了槍決。在整個“紅巖”故事中，由于叛徒的出賣，重慶地下黨組織遭到極大的破壞，一度組織基本上處于癱瘓狀態，前后有133人被捕，其中，重慶城區被捕的67人，上下川東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133人中，被敵人殺害的有58人，下落不明（大多為秘密殺害）的38人，釋放和“11·27”大屠殺脫險的25人，自首變節后仍被敵人殺害的4人（如蒲華輔、涂孝文等），叛變后參加特務組織的8人。
在短時間內，一個重要城市的組織遭到如此嚴重的破壞，以及有那么多共產黨員先后被敵人逮捕和屠殺，這在中共建黨史上也是極其罕見的。“紅巖”故事之所以能夠深入人心，讓我們黨內很多同志深深地銘記，與這樣慘痛的教訓有直接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