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是“宋氏家族”的長公子，擔任過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外交部長、行政院長等要職，他對蔣介石時代的政治、外交和財經(jīng)都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不過，作為蔣介石的妻兄，宋子文與這個妹夫是道同而志不合。1949年蔣介石敗退臺灣，宋子文就此分道揚鑣，移居美國，1971年在舊金山寓所去世。

有關宋子文的個人檔案，包括照片、電文、信函、會議文件等各類史料，是歷史的重要見證，長期封存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直至近兩年才解密示人。長期以來，宋子文受到現(xiàn)實政治成見的影響，一生未及深入研究即已判定，通過釋讀這些檔案史料，可以厘清過去的一些印象和評價。

西安事變善后作用凸顯

西安事變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其主要參與者一般僅識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蔣介石和宋美齡。其實，宋子文在事變解決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以往多將他與宋美齡合以“宋氏兄妹”稱之。從其所寫的日記中可以得知，宋子文臨危受命，處理事變善后工作，從1936年12月20日抵達西安“探路”開始，到12月25日蔣介石獲釋離開西安為止，日記中詳細記載了他的親歷親為。

是時，形勢十分緊迫，南京“討逆”軍已打過潼關，幾近兵臨城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則準備應戰(zhàn)。面對危局，身為蔣妻的宋美齡以及作為“國舅”的宋子文十分擔心，一心想促成事變和平解決，使蔣重回統(tǒng)帥地位。他倆說服南京當局停戰(zhàn)3天，以便讓宋子文赴西安調(diào)解。宋子文在見到蔣介石后直言：絕不能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否則內(nèi)戰(zhàn)四起，國家將陷于分裂，他的生命安全亦難保。鑒此，斷不可意氣用事，由他來“謀劃一解決之道”。

此前，張學良曾再三向蔣懇求接納其提出的8項政治主張，遭到抵制。在宋子文的勸告和分析下，蔣介石的態(tài)度有所改變，據(jù)宋子文日記載，蔣介石于當日下午就告知張學良，諸事可以商量。次日，宋子文返回南京，強調(diào)事態(tài)的發(fā)展遠未嚴重到非不顧蔣之安危而進攻西安的地步。他成功促使南京各政要同意4天之內(nèi)飛機不能轟炸，軍隊不得進攻，給他時間去解決這一事件。

22日，宋子文與宋美齡等人飛抵西安。次日，他代表蔣介石與張學良、楊虎城和中共代表周恩來進行談判。宋子文扮演了兩種不同的角色：既要替蔣著想，也要幫助張、楊講話；既要達成救蔣目的，又不能放棄推動抗日的目標。他的明智之舉使得整個談判進展順利，很快達成一致，使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與此同時，宋子文還利用他的特殊地位，促成國共兩黨高層的接觸，并啟動兩黨和談，為其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宋子文的西安之行是他一生中頗具光彩的一頁。他斡旋于南京、西安以及蔣介石和張、楊、中共代表之間，折沖樽俎、機智靈活的外交才能畢現(xiàn)。依當時的復雜情況，任何一種疏失或差錯都有可能造成誤解，以至釀成惡果，但宋子文在短短幾天內(nèi)就化干戈為玉帛了。

“瘋狂斂財”之說證據(jù)不足

宋子文曾3次出任財政部長，3次執(zhí)掌行政院，并斷續(xù)兼任中國銀行董事長等；他還創(chuàng)設銀行，興辦紡織、煙草、米業(yè)、電氣等各類公司，可謂集權貴與紅頂商人于一身�？箲�(zhàn)勝利前后，宋子文營私舞弊之傳聞不絕于耳。他的官場成敗這里不去探究，他是否有發(fā)國難之財則最為敏感和令人關注。

作為“蔣家政權陳家黨，宋家姐妹孔家財”之“四大家族”的主要人物之一，宋子文難脫干系。國內(nèi)的出版物幾乎眾口一詞：宋子文利用權勢發(fā)國難之財。美國著名傳記作家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一書中，亦稱其“聚集了這個時代最大財富的一部分”。他還敘述到，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聽說宋家倒賣通過租界法案所得物資牟利的傳聞后震怒，下令美國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進行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宋子文“在開始政治生涯時，只有薄弱之資，但是到了1943年1月已聚斂了7000多萬美元之多”。調(diào)查局指出，日本曾在戰(zhàn)時指責宋子文在大通銀行或者紐約花旗銀行存放7000萬美元……

這一直都是美國機密，直到1983年解密后，這一日本在戰(zhàn)時制造的謠言仍然被著名報紙引為事實。美國影響最大的《紐約時報》稱“宋子文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物之一”。《華爾街日報》亦刊載說“他藉掌控中國財政之便，購買包括通用汽車及杜邦公司在內(nèi)的大批外國公司股票”，并引用了《宋家王朝》書中有關宋子文斂財?shù)恼f法。

宋子文究竟有無不法之舉？總體而觀，指責的文字多半為傳聞之詞，一人述之，二人傳之，三人繼之，于是眾口鑠金，似乎難辭其咎。這里，我們不妨察看一下當事人是如何應對他人的指責的。宋子文檔案中記載，他在1945年春季曾打算在紐約舉行記者招待會以應答各方責難。事先他征求了包括時為律師后為國務卿的杜勒斯以及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的意見，他們一致建議保持沉默，以免造成事態(tài)的擴大與渲染。但宋子文還是接受友人科爾伯格的建議，由宋授權美國政府公布他在美國的財產(chǎn)狀況。

宋氏檔案中有宋子文的銀行存款及股票、房地產(chǎn)、財產(chǎn)委托書以及法院驗證的遺囑，一應齊全。據(jù)載，1940年左右，宋的銀行存款及股票以及父母贈予的遺產(chǎn)計為270多萬美元；至1970年他去世時，加上房產(chǎn)變賣等，總值為1000多萬美元。扣除各類款項以及已分配之遺產(chǎn)，最后凈值為560多萬美元。這當然不是一個小數(shù)目，但被稱為“最富有的人”則名不副實，相去甚遠。有必要說明的是，宋子文定居美國后不再過問政治，專攻經(jīng)濟的他擅長投資，非常關注股票和債券，所以，他的全部家產(chǎn)還應包括赴美后20年投資所得。如果生財有道，資本的翻番甚至是倍增都是有可能的。

宋子文身為財政部長，掌控經(jīng)濟大權，于是在人們眼中成了最大的“貪污犯”，撈得好處無數(shù)。然而到目前為止，無論是大陸和臺灣地區(qū)的檔案，還是胡佛研究所有關他的檔案中，都沒有發(fā)現(xiàn)大家所公認的足以說明宋子文“貪污”的證據(jù)。

蔣、宋、孔之間并非“一家親”

蔣介石和宋子文的關系始于20世紀20年代中期先后投身于孫中山南方革命陣營之際。其后，當蔣介石漸成“右派”代表時，宋子文則與“左派”關系較密。1927年4月蔣介石發(fā)動“清黨”，另組政府，宋子文則游離其外，直至年末才與蔣同流。

盡管如此，蔣、宋之間有諸多相異之處。蔣介石個性堅毅，講求獨斷，諳熟權勢；宋子文則浸淫西式文明，特立獨行，渴求平等自由。這使得他們兩人在看法和做派上不一，因此時有矛盾沖突。

宋子文與蔣介石不親，這在蔣的日記中可以看到。蔣和宋的關系多維持在公務方面，少有私交。公事之外，蔣極少提及宋，即便有也多是責罵，稱他個性太強，自以為是，不聽使喚等等。

西安事變發(fā)生后，蔣介石因宋子文救駕而順利獲釋，并重登統(tǒng)治寶座。按說“投桃報李”，作為“首功”之人，宋子文理當受到蔣介石重用。然而，事過之后，宋仍舊受蔣的冷遇和不信任，賦閑長達4年之久。

蔣介石和宋子文關系好時也難免磕磕碰碰，不無矛盾，更不用說關系緊張之下，蔣對宋簡直是視若寇仇。宋態(tài)度倔強自負，對蔣“遇事不能承其意”，自然與蔣不合。宋甚至“自認為比蔣聰明”，我行我素，發(fā)怒時還和蔣介石拍桌子對罵，讓蔣下不了臺。

多年來，蔣介石從不聽與之相左的意見，“近臣”多揣摩蔣的心思并取悅于他。桀驁不馴的宋子文則不然，不肯變通，自然不討蔣的歡心。蔣在日記中對宋的印象和評價多見于“跋扈”、“氣盛”、“驕傲”、“固執(zhí)”、“狂妄”之類的詞，說他“未任事不能聽命，既任事必致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