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秋的一個下午，鄧小平從軍區開會回來，正好路過剛修的這段路，工人們正在鋪瀝青，用大石頭把路擋住了。警衛員推開車門說：“請把路讓開，這是首長的車。”“哪一個的車也不行！今天不能過了！”一聽不能過了，警衛員急了，鄧小平說：“不要急，給他們說一說。”警衛員下了車，怎么說也不行，他怕時間一長，出了事就糟了，于是上車說了聲：“政委，你坐好羅！”說完一加油門，“呼”的一聲，吉普車一下子從堆放的雜物上沖了過去。
回到曾家巖，鄧小平下車上樓去了。警衛員找到了保衛處的劉處長，說明原委，便和劉處長帶了一個警衛班抓人去了。不一會兒，抓了三個工人回來。
吃晚飯的時候，重慶市里的一位干部和工程隊的隊長到曾家巖來了，他們告訴哨兵是來賠禮道歉的。劉處長說：“叫他們回去吧，這幾個人交公安局處理。”他們一聽又說了許多好話，還是沒有放人。
后來，市委領導打電話告訴了鄧政委，鄧政委叫門崗放人進來。10多分鐘之后，鄧政委叫警衛員和劉處長到他辦公室去：“你們是不是因為下午的事抓人了？”鄧政委問。“就是下午擋車的事。”“這點小事就抓人？”劉處長在一邊說：“有壞人從中破壞。”“啥子壞人？你們也不調查，聽他一說，你就抓人，你們沒有這個權利！你們沒有聽老百姓說穿灰衣服的有權，穿藍衣服的有錢，穿黃衣服的天天過年無法無天！我看你這兩個穿黃衣服的是無法無天！抓人家的人，人家還要來給你們賠罪，你們還不叫人家進來，胡鬧！我說三條馬上去辦：放人！寫檢查！到工地去認錯！”
警衛員和劉處長都不敢吱聲了，馬上開車把三位工人送回工地，又向工程隊長認了錯。
講解“中國人民解放軍”含義
剛解放不久，一位人民解放軍的師政委在西南局機關接受劉鄧首長的批評。這支部隊因接受群眾主動提供的慰問品，但數量過多，同時又應群眾要求接收了部分青年參軍。這就違背了中央關于減輕人民負擔、停止擴軍和加強紀律性的規定，犯了錯誤。
西南局辦公廳當年還在現在的重慶市紀律檢查委員會辦公樓里。這天，師政委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早早來到這里等候。劉鄧首長走進來，師政委起立敬禮。情況已經清楚，不需要查詢。鄧政委表情嚴肅地指著師政委胸前符號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稱號，一個詞一個詞地講，什么是“中國”、什么是“人民”，什么是“解放”，什么是“軍”。鄧政委說：歷史上中國的軍隊無計其數，只有我們解放軍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唯一的人民軍隊。像你們這樣搞，就是要把符號上的“人民解放”四個字勾掉，就和舊軍隊沒有兩樣。鄧政委越講越生氣：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我們的政權靠什么取信于民，靠什么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不是靠口號，而是靠實際行動。鄧政委的談話，深入淺出，以理服人。師政委聆聽著批評教育，不由深深地自責、自省……
鄧政委說完就走了，劉司令員叫政委坐下來，慈祥地鼓勵他，犯了錯誤就要改，改了就好。
政委嚴厲，司令員慈祥。其實，他們嚴厲是愛護，慈祥不是遷就。劉司令員有一句名言，就是“慈不掌兵”。
劉、鄧共同抓住這一典型，通過批評教育這位師政委，進一步端正了部隊的思想作風。
亂彈琴
1950年的秋天，越南人民共和國第一任駐華大使黃文歡從北京回國述職，途經重慶，住在春筍路西南局招待所。黃文歡長期跟隨胡志明主席，曾與中共領導人共過事，會講流利的中國話，熟悉中國情況。他提出想會見主政西南的最高領導鄧小平同志。他的秘書打電話到西南局接待處，一位姓鄭的處長接到電話。剛好，鄧小平外出開會去了。劉處長缺乏外事方面的經驗，他想，西南局招待所到西南局機關不過10來分鐘的路程，機關的車都出去了，就回話說：“鄧政委很快就回來了，你們走過來行嗎？”不一會兒，鄧小平坐著美式中吉普回來了。鄭處長馬上匯報了情況。鄧小平一聽，神情嚴肅起來，他既是批評，也帶開導地說：“同志，黃文歡是社會主義國家駐華大使，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按外交慣例，我們需到機場迎接或到招待所看他。你叫人家自己走路來，真是不懂外交禮節，亂彈琴。快，坐我的車，再帶一個警衛班，在路上去接人家。”
鄭處長馬不停蹄地執行任務去了。車剛出西南局大門，只見一個個子不高，一身乳白西裝，頭戴太陽帽的中年人帶著一行七八人向西南局走來。鄭處長忙停車上前問道：“請問是黃文歡大使吧！我是鄧政委派來接你的”。黃文歡點頭示意，非常友好地說：“我們是友好的國家，禮節就不必了。”聊聊數語，鄭處長頓感黃大使的親切友好。
在西南局的會客室里，黃文歡和鄧小平相見了。兩人久久擁抱，共敘友情。
跳舞風波
50年代初期，西南軍區來了不少蘇聯軍事顧問，他們的夫人和孩子也來到了中國。每到星期天，軍區總要為蘇聯顧問舉行舞會。開始的時候，只是蘇聯顧問和他們的夫人跳，后來機關的一些干部也參加了，舞會的規模越來越大，再到后來每天晚上都有舞會，不但有機關干部，干部家屬、戰斗文工團的女演員也參加了。
有一次，舞會剛剛開始，突然停電，音樂也不響了。政治部的領導發火了，一問才知道是司令部的領導指示，舞會停止。“為什么要停止，舞會是為蘇聯顧問搞的！”政治部的一位領導說。“舞會不符合艱苦奮斗精神，不能搞！”司令部的一位領導說。“上級沒有規定不讓跳舞，為什么不準跳？”“浪費人力物力，干什么不行！”兩位主要領導在舞場上爭執起來，站在一邊的蘇聯顧問奧列霍夫不知所措。事情越鬧越大，已經影響到兩個部門的關系，正常工作也受到影響。
最后問題到了軍區政委鄧小平那里。鄧小平沒有急于表態，而是找機關的同志了解情況。有的同志說：“現在跳舞的更多的不是蘇聯顧問，而是我們的人。”也有同志反映：“有些孩子天天到舞場找東西吃，跳舞的開支太大了。”蘇聯顧問團團長奧列霍夫中將說：“跳得太多，會影響工作，還是應該從實際出發。”
鄧小平說：“跳舞是種文化生活，沒有文化生活不行，可是天天跳舞也不行。跳舞還要招待，化那么多錢就更不好了。不管搞啥子事，都要講個排場，養成了習慣不得了。”他提出：“每周舉行一次舞會，對蘇聯同志可以搞一點招待，要節約開支。”
這樣處理雙方都滿意，跳舞風波就這樣平息了。
不設私人公館
民國時期，重慶城遍布著達官貴人的公館別墅，別說四大家族中的蔣介石、孔祥熙的黃山、林園、曾家巖和小泉公館，就是一些地方實力派，也建公館成風，如李子壩的劉（湘）公館，上清寺的“范（紹曾）莊”，枇杷山的“王（陵基）園”，觀音巖的“渝舍”（楊森公館）等等，以此顯示他們的地位和富有。
進城后不久，西南局發出《關于檢查與糾正享樂思想以迎接新任務的通知》指出：“要克服干部和戰士現在發展的享樂思想，應由高級干部以身作則，不設私人公館，房子擠著住，集體辦伙食，嚴防鋪張浪費。”當時，主持西南地區工作的三位首長鄧小平、劉伯承、賀龍首先以身作則，他們三家人合住在一幢樓房里，即現在的中共重慶市委大院里的二號樓。此房是抗戰時期專為宋美齡修建的公館，兩樓一底，大小共十幾個房間。劉伯承住底樓，賀龍住二樓，鄧小平住三樓，三樓最窄小。這是經過互相謙讓之后，按年紀安排的。劉年長、賀次之、鄧最小。他們三家住在一起，互相更加了解，遇事也好商量，開黨小組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也增加了內容，大家有話可說。
劉伯承、鄧小平、賀龍三位首長的表率作用影響了重慶市委的領導，當時的市委第二書記張霖之一家住在一棟舊樓房里，下面是市委常委辦公的地方。市委第三書記曹荻秋進城住的是楊森公館“渝舍”樓上最靠邊一個套間，既是辦公接待室又是寢室，直到家屬接來遷出“渝舍”，全家6口才搬進機關宿舍。聽說秘書要結婚沒有新房，他又騰出一間給秘書作新房。由于他是負責政府工作的書記，市政府每周星期六財貿工作例會，就在他家外間拉開飯桌，圍桌開會，常常開到深夜，餓了每人一碗小面“宵夜”。他常說：“在家里開會，問題敞得開，減少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60多年過去了，重慶也由中央直轄市、大區所在地、省轄市、經濟單列市到今天的直轄市，領導也幾經變更，但未留下一處所謂公館、別墅的地方，這不能不說是劉、鄧、賀開的一個好風氣。
“王園”“渝舍”應辟為公園
剛解放的山城重慶，上百萬人口集居在方圓不足10平方公里的半島上，街道狹窄擁擠，整個市區只有一個“中央公園”，也就是現在的人民公園。鄧小平進駐重慶后，深感重慶市民群眾文化娛樂休閑的場所太少了，那時國民經濟正逐步復蘇，人民的生活日趨穩定，這時，鄧小平又從更高層次考慮到人民群眾生活的另一種需求，即群眾的文化娛樂生活的需要。他多次強調：要把豐富人民群眾文化生活當成一件大事來抓，要讓人民在節假日有休息游玩的地方。
重慶是西南地區黨政機關的駐地，機關用房需求量很大。當時在重慶有三級機關：一是西南局級機關；二是川東黨委和行署的機關；三是重慶市級機關。但在當時大興土木修建機關辦公用房和工作人員住房，是不可能辦到的。那時市政府就在現在的重醫大附屬兒童醫院辦公，叫“曙樓”。由于地方太小，只得把國民黨重慶市長楊森的“渝舍”，也就是現在的少年宮占了一半，作為市政府機關。而市委機關的辦公地，一開始設在學田灣一處叫“大溪別墅”“潛園”的地方，也是一個軍閥的公館，后因地方狹小，又搬到了“王園”。
所謂“王園”就是現在的枇杷山公園。1937年，原國民黨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以其父母的墳地在山上為借口，強占了枇杷山，修建起一座私人花園別墅，以獨門幽靜而聞名。1949年底重慶解放時收歸國有。“渝舍”也是重慶市中心的一座花園別墅，占地2萬多平方米。在綠樹掩映之下，花團錦簇，花園、亭閣、網球場和游泳池一應俱全。這里原是國民黨重慶市市長楊森的公館。
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夠容納下大機關、交通又方便的地方也只有這兩處了。但是與機關用房緊張相比，在鄧小平心目中，人民休閑娛樂的事更為重要。他對重慶市委、市政府占用可供市民休閑游玩的花園別墅很有意見。在一次會議上，小平嚴厲地批評了當時的重慶市委書記兼市長陳錫聯。他說：你們的群眾觀念哪里去了？這是脫離群眾、忽視人民群眾文化生活，缺少群眾觀念的官僚主義。那么大一個重慶市，連個公園都沒有，你們居然把這么大片非常適合人民游玩的場所占了。限你們搬出，一定還給人民，辟作公園。
陳錫聯聽到批評后，一時又無法搬出，心里很著急，專門寫了一份書面檢討，呈報給西南局，沉痛檢查自己沒有群眾觀念的錯誤。到了1950年9月，陳錫聯離開重慶到北京擔任炮兵司令，市委仍然沒有找到地方可以搬出，他再次向劉鄧作了檢討。臨行前還一再向市委書記張霖之、市長曹荻秋交待，一定要盡快想辦法從“王園”等地搬出，把這些地方擴建成供群眾游樂休息的公園。
直到1954年，重慶的經濟恢復，財政收入有了較大的增長，重慶市委、市政府機關才有條件先后從“王園”“渝舍”遷出。接著，市委、市府又撥出專款，把“王園”擴建成景色宜人的枇杷山公園，“王園”的原辦公房屋成為了“市博物館”。當時建成的枇杷山公園是重慶市最好的公園，專門修建的紅星亭是中外游客欣賞重慶夜景的最佳觀景點。1955年，重慶市委市政府又在“渝舍”占地26000多平方米的土地上建成了一座大型少年宮，不僅讓20多萬重慶少年兒童有了自己活動的場所，也了卻了鄧小平多年的心愿。
讓人民打上文化牙祭
進城以后，重慶各項事業百廢待興，需要建設的項目很多，資金缺口很大，在財力物力都相當困難的情況下，鄧小平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親自提出了修建重慶市勞動人民文化宮的建議。當時小平同志說，重慶是西南地區的首府，又是工業城市，有著宏大的工人階級隊伍，應該有一座具有一定規模和文化設施齊備、環境優美的文化宮，來滿足廣大勞動人民的文化生活需要。現在重慶解放了，勞動人民翻身作了主人，打上了肉牙祭，但這還不夠，還要讓重慶人民打上文化牙祭。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中共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很快制定出修建勞動人民文化宮的計劃，并專門成立了修建委員會。鄧小平親自點將，讓當時的重慶市第一書記兼市長曹荻秋擔任修建委員會的主任。曹荻秋欣然受命，并在關于修建文化宮的文件上批示指出：文化宮的修建，是全市勞動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是全市工人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勝利成果。
市政府在財力相當緊張的情況下，撥出130億元（舊幣）資金，在中山二路原川東師范學院舊址修建了文化宮。為了保證工程質量，承擔這項工程的重慶營造建筑工程公司調集了2000多名能工巧匠和優秀的工程技術人員負責修建。
1951年7月1日，重慶市勞動人民文化宮正式開工奠基。在整個文化宮修建過程中，鄧小平多次親自審查工程圖樣和工程模型，并幾次到工地上視察工程進展情況。文化宮地處城市中心地帶，占地120畝，從選址到設計，從活動設施到園林綠化的具體分布，都凝聚著小平同志無數心血。在修建過程中，他特別強調：要多聽聽人民的意見，要走群眾路線，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大力發揮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修建委員會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先后召開了15次座談會。分別邀請了工程技術人員、工人、各界人士代表、先進模范人物和工會工作者等，廣泛聽取大家的意見和建議，這對文化宮的修建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1952年5月1日，鄧小平再次來到文化宮施工現場了解工程的進展情況，陪同前來的曹荻秋市長邀請他為文化宮題寫宮名，鄧小平愉快地答應了。他回到駐地后，反反復復書寫宮名字樣，總共寫了36個字，他一個字一個字地仔細比較，用毛筆在36個字中圈出了17個字，最后從17個字中又精選出自己滿意的10個字，派人給修建委員會送去。1952年8月5日，文化宮舉行了隆重的竣工典禮，鄧小平精心書寫的“重慶市勞動人民文化宮”10個金光閃閃的大字，凸現在文化宮弧形大門的上部，直到現在仍光彩奪目。
怒誅“陳世美”
常言道：“戲上有，世上也有”。戲曲舞臺上那個忘恩負義、貪圖榮華富貴、不認結發妻、為世人所痛恨、千古留罵名的陳世美，已成為腐化墮落分子的代名詞。想不到，西南解放后，貴州省綏陽縣就出了個進了城、變了質、大鬧婚姻改組，丟了在戰爭年代同甘共苦的妻子，用欺騙、迫害卑劣手段犯重婚罪的腐敗分子李民。此案，由受害人向鄧小平控告，引起鄧小平的震怒，交西南最高人民法院審判，《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成為轟動一時的“李民案件”。
事情發生在1952年春天。主持西南大區工作的鄧小平，覺察到進城一年多來，干部隊伍中滋生的貪圖享受、道德敗壞、鬧離婚另尋新歡、腐化墮落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在西南軍區小禮堂召開的地師級干部會上，他尖銳地指出：當前，我們干部隊伍中享樂腐化思想在蔓延，社會上反映強烈。進城只有一年多，就出現這么嚴重現象，不得不引起我們警惕，突出表現在男女關系上，到處鬧“婚姻改組”。有個市委9個委員有7個鬧離婚，十二軍直屬干部隊鬧得最兇。這些人不是沒有老婆，而是進了城，見了年輕美貌的城市姑娘心就花了，再也瞧不起同甘共苦的結發妻子了。他們以“婚姻自由”為借口，無視黨紀國法，不顧家庭妻兒的幸福，使用威脅欺騙，甚至流氓手段以達到他們的卑劣目的，已在社會上造成極為惡劣影響。國民黨曾散布說：“共產黨進城要不了幾年，就會‘紅的進，黑的出’”。看嗎，眼前有些人不是已變質了嗎？革命導師列寧痛斥過在婚姻問題的“杯水主義”，此風不剎住，后患無窮。
會議結束，鄧小平坐上吉普車在回曾家巖的路上，突見一位北方農村打扮的婦女牽著女孩，手持一封信站在機關接待室前，聲淚俱下地在哭訴。他叫秘書小李下去看看，是什么事？小李擠進圍觀人群，見是一位外地婦女上書鄧小平、控告遺棄她母女犯重婚罪的貴州省綏陽縣縣長李民的。鄧小平收下婦人的訴狀，叫秘書將她母女送到西南婦聯，請廖蘇華主任接待。
鄧小平看完這位婦女長達7頁的訴狀，并向西南婦聯廖主任了解后，十分憤怒。認為這個道德敗壞，執法犯法，迫害妻女，膽大妄為的綏陽縣長是個大鬧“婚姻改組”的典型。誰破壞黨紀國法，誰就應該受到法律的懲處，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立案審理。
向鄧小平遞交訴狀、狀告忘恩負義、犯重婚罪丈夫的女同志名叫丁華。她是山東老解放區肥城縣的鄉干部。出身貧苦，在老區黨的教育下成長，雖未進過正規學校、但在村讀識字班學到文化。丁華聰明能干，忠厚善良，從小就在抗日救亡斗爭中參加婦救會，當上了鄉婦女干部。在熱火朝天的解放戰爭和農村土改斗爭中鍛煉成長。在她17歲的那年，組織通知她到縣里參加地委辦的工作訓練班，主持工作的是壽張縣名叫李民的指導員。這位能說會道，身背盒子槍的指導員對年方17歲的丁華特別關照。當年老區女干部本來就少，像丁華這樣年輕漂亮又有文化的更少。丁華發覺李民的眼睛總是在她身上轉，有事無事都想找她談思想，要培養她入黨。可是丁華對他并無好感。不僅看不起他那其貌不揚，更厭惡他那油嘴滑舌，裝腔作勢，而且大他7歲年齡也不相當。但李民像蒼蠅一樣叮著她不放，為了把她弄到手，還動用丁華的區長對她父母施加壓力，以入黨介紹人的身份軟硬兼施和對她海盟山誓。丁華在長達一年的糾纏中只有答應。1948年初成婚，生下個女兒。
婚后不久，隨著濟南戰役、淮海戰役打響，全山東掀起支前熱潮，丁華懷抱女兒送李民參加支前大隊。淮海戰役結束，李民從鎮江來過信說：“正在總結支前工作，很快就回家了。”半個月后，又從南京寄來信說：“上級命令全部支前干部留下進軍大西南。等我們解放云貴川再回家團圓。”可能是打仗，郵路不通，收到他第三封信已是1950年春節。信上寫道：“我們到達目的地貴州綏陽縣。告訴你一個喜訊，上級已宣布任命我為縣長兼任法院院長，一旦社會安定就接你母女來過幸福生活。”萬萬想不到，收到這封信后就音訊全無了。
古往今來，不論是史書上“中了狀元黑了心，招了駙馬不認前妻”的陳世美，還是當今大腐敗分子成克杰，他們淪為千古罪人都有個共同點，那就是享樂腐化，貪錢貪色。
李民是1949年嚴冬的一天，從遵義出發，率接管中隊，騎著高頭大馬進入綏陽縣城的。全城鑼鼓喧天，張貼迎接李縣長赴任的標語。那時干部奇缺，他當上縣長還兼法院院長，縣委書記還未到任，也由他代理。老戰友開玩笑說：“老李，你成了綏陽的太上皇了。”說句老實話，進城初期，李民還是兢兢業業，克己奉公的。再忙還寫封信給妻女報個平安。
當上縣長不久，一起進城的戰友發現他變了。特別是1950年下半年，從城里刮來一股鬧婚姻改組風。開始還有個“二五八團”（即要25歲8年軍齡，縣團級以上未婚的方可結婚）條件約束。李民自知不屬這個范圍。以后，條件被突破，只要能與家鄉老婆離婚的也鬧起改組。有的甚至還未離得脫的也“先斬后奏”，抓到城里年輕漂亮的姑娘，第二次當上新郎。李民暗自著手實施“改組”行動了。
據說，李民自看中一位芳年19、年輕貌美剛從師范畢業、出身資本家的女教師之后，就春心萌動，神魂顛倒，鐵下心寧愿付出代價，也要弄到手。第一步將姑娘調到縣府辦公室當秘書，便于游說；當姑娘家庭不愿女兒做“二婚、填房”，姑娘死活不從，就實施第二步，利用自己法院院長的權力逼其家屬就范。最難辦、難以逾越的障礙還是怎么使妻子同意離婚。
李民深知妻子丁華是個婦女干部，其家庭在地方很有威望，生性剛烈的她是不會饒恕他的。凡是利欲熏心，喪盡天良的人，總是利令智昏，不顧后果的。李民只有利用他手中的權力和騙術，耍起“瞞天過海”的欺詐手法。以綏陽縣法院偽造證明和公函，騙取山東肥城縣法院開出與丁華離婚的證明。李民自以為得計、如愿以償，“梅開二度”同年輕美貌的城市姑娘洞房花燭。他的騙局很快被揭穿。山東肥城的女干部丁華，不畏艱險帶著女兒，千里迢迢趕到貴州綏陽。得知喪盡天良的李民真的已與年輕姑娘成婚，她當即氣昏在縣城街頭。李民自知罪行敗露，喪心病狂地不僅拒不認妻女，還以丁華是神經病人，命令法院法警將丁華母女押出縣城進行迫害。丁華母女在貴州，人生地不熟，孤單無助，在李民的權勢下不僅無處伸冤，而且還有被暗下毒手的可能。性情剛烈的丁華，擺脫監視，深夜牽著女兒逃出綏陽縣境，直奔重慶，向鄧小平書記上書鳴冤。
鄧小平十分重視李民案件，抓住這一典型案件來教育西南黨員和干部。1953年1月2日，公開判處李民重婚犯罪案的大會在兩路口重慶鐵路局大禮堂舉行，西南和重慶各級黨政軍機關代表近2000人參加。公審會場氣氛莊嚴，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依法判處李民有期徒刑5年，伸張正義，維護黨紀國法，剎住了婚姻改組的邪風。遵照鄧小平的指示，《新華日報》作了連續報道，并發表了《從李民事件記取教訓》的社論。還報道了貴州省、遵義地委和綏陽縣有關領導機關和責任人的檢討，挽回在當地造成的惡劣影響。受害人丁華寫信給鄧小平和報社：感謝鄧小平為她伸張正義。
“師級標準”伙食
進城以后，劉（伯承）鄧（小平）首長還帶著從大別山出來的炊事員老程。老程給劉鄧首長做飯就兩個菜，一葷一素外加一個咸菜和一個榨菜湯，沒有客人從來不加菜。后來，老程回老家去了，換了新炊事員，菜的花樣多了，數量也多了；開始是四個菜，后來是六個菜，最后成了八個菜，雞鴨魚全有了。
劉伯承生氣了：“這不是天天吃席嘛！”
鄧小平說：“怪不得人家說我們天天過年。”鄧小平問后勤部長：“我和劉司令員是個啥子伙食標準？”
后勤部長不明就里，隨口說道：“沒有標準。”
“沒有標準？”
“按照供給制，實報實銷，吃多少報多少，都可以。”
鄧小平發火了：“你這個同志有意思。沒有標準，地主老財吃飯，都要量入為出，我沒有標準，我都把地主老財比下去了！你要知道，我們國家還很窮，好些人在餓飯，我不能沒有標準。”
“那就請政委定一個標準吧。”后勤部長紅著臉說。
“今后，按團級標準吃四菜一湯，一葷三素，不得超支！”
幾天之后后勤的同志又來請示鄧小平，說考慮到劉司令員的身體，這個標準太低了，是不是再提高一下？鄧小平考慮了一下說：“就按師一級的標準，不能再提了。”
劉鄧首長的伙食標準定到了師一級，這就成了一道杠，沒有人敢超過這道杠。很快，整個西南地區的伙食標準全部降下來了。
一天三頓稀飯
劉伯承、鄧小平到了重慶后，仍然經常下連隊，有時在一個連隊一住就是十多天，有時一天要走好幾個連隊。鄧小平到了連隊，看到連隊的糧食不太夠吃，就提出每天要吃一頓大米稀飯。有的同志有意見，說革命勝利了還要吃稀飯，鄧小平說：“勝利了也要吃稀飯，我們國家很窮，節約一點是一點。”
有一次，警衛員崔來儒開車送鄧政委下連隊，一連跑了三個連隊。早上到了第一個連隊，喝了一碗稀飯，中午到了第二個連隊，端上來的也是稀飯，到了晚上還是稀飯。鄧小平端起碗仍然喝得有滋有味，可崔來儒受不了了，發起了牢騷：“快要餓死我了！”
回來的時候，崔來儒說：“政委，你說的是一天喝一碗稀飯，咱們今天可喝了三碗了。”鄧小平笑了：“誰讓你趕上了，趕上了就得喝，這總比大別山好多了。”崔來儒不說話了。進城之后，鄧小平常常提到大別山。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只要鄧小平一提到大別山，誰都沒有話可說了。
不搞特殊照顧
重慶剛解放，鄧小平的弟妹們就來到重慶，滿懷希望地請大哥幫忙介紹工作。他們以為身居要職的鄧小平只要帶個口信，或者寫張二指寬的條子，這件事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解決了。
鄧小平離家幾十年，這幾個弟妹他從未見過面。熱情接待之后，鄧小平就嚴肅地對他們說：“共產黨的工作從來不白給，組織上首先要進行政歷審查，合格了才有資格參加工作，你們應該去考干部學校，考上了就有機會參加革命，沒考上就自謀出路吧……”他接著說：“共產黨剛剛坐上中國的江山，開頭就要開好，必須要定好規矩，尤其是我鄧小平。中央、毛主席把西南云貴川康渝再加上西藏那么大的地盤交給我來主管，西南這塊地盤上的規矩是我來拍板制定的，我制定的規矩我首先來破壞，今后如何號令三軍？弟妹們，請你們理解大哥……”
當時整個西南百廢待興，教育、行政、經濟等許多部門都急需人才，所以西南軍政委員會在重慶辦起了西南革命大學和西南軍政大學，培養地方急需的干部。鄧小平的弟妹們分別考上了“革大”和“軍大”，學習結業后，先后走上了工作崗位。
鄧小平和大弟弟鄧墾（鄧先修）先后參加了革命，鄧家的產業全靠小弟弟鄧蜀平（鄧先治）經營。他當過國民黨廣安縣政府小官吏，染上了抽大煙的習慣，是當地的一個小地主。重慶解放后不久，鄧小平帶信叫他來重慶，他就是不來。一來是自己在舊政府里謀過事，怕大哥責怪；二來是自己抽鴉片，無顏見大哥。鄧小平知道后，派了一個班，把鄧蜀平從廣安武裝押送到重慶。鄧小平嚴厲地對他說：“你屬于國民黨舊職員，但還沒有做什么壞事，應該好好地改造思想。首先要緊地是戒掉大煙，老老實實做人。”在大哥鄧小平的管教下，鄧蜀平下決心戒掉了大煙，后又到重慶郊區的農村勞動改造了一年，憑自己的能力，考取了西南革命大學。畢業后分配到貴州省六盤水下面一個偏遠的縣里工作。他牢記大哥的諄諄教誨，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入了黨，當過區長、縣長、六盤水市副市長。“文化大革命”期間，因本人的地主成分和大哥的被批斗受到牽連，被迫害致死。
1951年，鄧小平正領導著西南7000萬人民開展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工作千頭萬緒，十分繁忙。百忙之中，他沒有忘記家鄉父老，沒有忘記他的舊居。一天深夜兩點過，鄧小平辦公室的燈光還亮著。只見他端端正正地坐在辦公桌前，神態嚴肅，目光深邃，手握羊毫，一字一句地寫著：“……按政策辦事，不搞特殊照顧……一切家產全部分給農民……”字字句句飽含深情！字字句句凝聚一代偉人的思想風范！廣安縣委、土改工作隊接到鄧小平的信后，深受教育，非常感動，立即按鄧小平的指示辦事：9戶農民搬進鄧小平舊居居住，正房留下兩間做村辦公室。
后來隨著人口增多，住戶增加，屋前檐后搭起了灰棚、畜圈，院子變得十分擁擠。1958年、1959年，又在院內辦過公共食堂、民辦小學……幾經變遷，舊居顯得比普通的農舍還要普通：房屋破漏，壁斜窗殘，院壩損毀，周圍的樹木、竹山等自然景觀也不復存在。
共產黨不會忘記
對那些為國家、為人民做過好事的人，共產黨不會忘記！鄧小平不會忘記！
1949年9月，鄧小平在南京會見中共川東、川康地下黨負責同志時，得知重慶江北縣王樸的母親金永華賣掉土地，將所得款項兩千兩黃金全部支持川東地下黨作活動經費的事，十分感慨。
王樸家是當地有名的鄉紳，田地跨江北、巴縣兩縣，共有1680余石租的田產。在兒子的影響下，金永華在江北縣復興鄉李家祠堂創辦了蓮華小學（后改為蓮華中學），作為黨組織開展革命活動、培養革命人才的據點。同時，根據中共川東黨組織的指示，在重慶創辦了南華貿易公司，作為川東地下黨的經濟據點。
地下黨的負責同志說：這筆巨款當初曾協議待重慶解放后歸還。鄧小平認真地聽完匯報后指示說：新中國成立后由人民政府按金價折合償還。
重慶解放后，經西南局組織部申報，鄧小平批準償還這一筆巨款；金永華手捧這張高達按2000兩黃金折價的巨額支票，聽了經辦此事的負責同志講述鄧小平親自批準還款的事，不禁熱淚盈眶。她堅信兒子王樸（曾擔任中共江北區工委宣傳委員，1949年10月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走的路是對的，她走的路也是對的。這筆錢，她不能要。兒子是黨的人，她也要做黨的人。她堅決不收這筆巨款。她動情地說：“感謝劉司令員，感謝鄧政委，現在有人民政府了，還要錢來做什么！”1984年，她終于實現了夢寐以求的心愿，以84歲高齡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師恩難忘
1919年9月，重慶留法預備學校正式開學，校址設在重慶市夫子祠內，重慶商會會長汪云松兼任校董事長。一年之后，經過學校畢業考試，法國駐重慶領事館的口試及體格檢查，共有80多名學生取得赴法勤工儉學的資格，鄧小平（當時叫鄧希賢）就是其中的一名。29年后的1949年11月，鄧小平率領劉鄧大軍解放大西南，解放了山城重慶。斗轉星移，鄧小平回到了他走出國門、走向革命的起點———重慶，立即想到要與當年的恩師汪云松見面。
師恩難忘啊！汪云松，字德薰，曾當過清朝的四品道臺，后擔任重慶商會會長。汪云松目睹國家積貧積弱，江河日下的頹勢，使他十分焦急。他企圖培養人才，興辦實業，走科學救國之路，便召集社會名流，募集數萬元經費辦起了重慶留法預備學校。汪云松辦事非常認真，從關心學校教學，課程設置，畢業考試，到法國駐重慶領事館對留法學生的考查，到辦理簽證，直至最后送走畢業生，都是親力親為，非常辛苦。學生們都十分感動。
鄧小平想到這些往事，不禁心潮起伏，心里久久不能平靜，于是決定第二天派人到汪云松家里（現渝中區八一路歌劇團舊址）登門拜望。第二天，鄧小平派去請汪云松的幾個戰士由于沒有講清楚緣由，而曾任過清王朝四品道臺和國民黨重慶商會會長的汪云松不知是禍是福，根本不敢與幾個戰士見面，就派人把他們給打發走了。第三天，鄧小平又派人坐上軍用吉普車去請汪云松。當汪云松確知是當了“共產黨大官”的鄧小平“不忘故舊”請他時，十分高興地隨車來到了鄧小平住地。師生相見，十分興奮。鄧小平便與汪云松像拉家常一樣，共同回憶在重慶留法預備學校的日子。鄧小平還向汪云松講述了他29年前到法國勤工儉學和后來從事革命斗爭的經歷。汪云松回家后，逢人便說“小平真不錯呀，我現在才曉得共產黨也不忘故舊”。
后來經鄧小平向中央推薦，汪云松到北京列席了第二屆全國政協會議。以后，汪云松參加了革命工作，歷任全國政協委員、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重慶文史館副館長、重慶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8年2月8日，汪云松因病去世。逝世前，囑托其家人將家藏多年的珍貴文物全部捐給了國家。
解放初期，重慶的各項工作進展比較順利，得到了中央高度評價：西南解放雖晚，但重慶工作進展快，可以與其他各地同時進行經濟建設。這與西南局的各位領導、重慶市委的主要負責人的領導藝術和自身的思想作風，是分不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