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法國

1919年“五四”前后，到歐洲留學在中國蔚然成風。歐洲受戰事影響經濟衰敗，物價不高，因此，只要是考取官費或者家里有一定經濟條件的中國學子都愿選擇留洋。與徐悲鴻和蔣碧微同船的大多數是中國留學生。當他們經過一個多月的航行，于5月10日渡過海峽，隨后轉車趕往巴黎的時候，還不知道國內已經發生了在中國歷史上意義尤為重要的“五四”青年運動。“五四”精神的影響也在悄然向海外的中國留學生群體蔓延。

設在巴黎的華法教育會為剛抵達的留學生安排了住處，有歐戰前到法國留學的學長接待他們。轉赴其他城鎮的學生在旅館休息了一天就由招待人員接走了，剩下留在巴黎的學生大多被安置在拉丁區巴黎大學周邊專供學生租住的旅館。

“每一房間的床頭柜里，總有一只瓷器的溺盆，洗得干干凈凈，一塵不染。有一位同學肚子餓，出去買了面包回來，因為找不到容器存放，見床頭柜里有一只潔白的瓷盆，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便拿出來盛放面包，逢人就端著請客，惹得大家掩口葫蘆，笑痛了肚皮。”

這樣的笑話在全球化的今天也許不至于這么夸張，但在那個沒有網絡、沒有電視的時代，從自己打小兒就習慣了的家鄉驟然陷入到歐洲的西式生活環境，沖擊感一定比我們這個時代的留學生強烈得多。

抵達法國后，蔣碧微在家埋頭補習法文，徐悲鴻則每日到各處博物館看畫。巴黎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館六十多個，它們成了徐悲鴻入學前最好的補習班。徐悲鴻在1930年所寫的《悲鴻自述》一文中這樣回憶道：“吾居國內，以畫謀生，非遂能畫也。且時作中國畫，體物不精；而手放軼，動不中繩，如無韁之馬，難以控制。于是悉心研究觀古人所作，絕不作畫者數月，然后漸漸習描。入朱利安畫院，初甚困。兩月余，手方就范，遂往試巴黎美術學校。”從徐悲鴻的親筆描述中，我們可以想象初到法國的他考學壓力有多大，而他又為何會如饑似渴地去參觀各類美術展覽。

1920年春，巴黎國立美術學校錄取了100名新生，徐悲鴻名列第十四。此時，自他剛開始在朱利安畫院補習西方繪畫技法還不到三個月。從小僅僅跟著鄉村畫師的父親學過中國繪畫，而從沒有系統進行西洋繪畫技巧訓練的徐悲鴻居然在這么短的時間內跨越巨大的文化鴻溝，正如他初入上海，以零基礎補習法文考上震旦大學那樣，他在法國再次創造了奇跡。

徐悲鴻雖然沒有系統學習過西洋繪畫技巧，但從小其父徐達章總是教誨他學畫要注意觀察，還經常帶他寫生、臨摹，畫他的父母、兄弟、鄰居甚至路邊的乞丐。而最令他受益的是每天臨摹一幅吳友如的人物畫，這可以說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童子功”。

吳友如是清代末期最著名的插圖畫家，能在尺幅之中描繪亭臺樓閣、鳥獸蟲魚、奇花異卉，乃至千軍萬馬。他如同一位未曾謀面的啟蒙老師一般，為徐悲鴻后來超強的臨摹功力打下了堅實基礎。不過，吳友如的這些插畫屬于中國古代“白畫”，造型靠的是“白描”，主要手法是“線條”，以輪廓為主，有的略用淡墨渲染，以表現其立體感，它與西洋素描使用鉛筆、炭筆繪畫，講究“塊面”的手法完全不一樣。

從現存的徐悲鴻素描作品來看，他剛開始畫素描時，線條還比較粗，塊面的疏密也不夠勻稱，但卻不失雄奇、生動，可謂靈性十足。而后他的素描日臻成熟，漸漸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考上巴黎國立美術學校也是徐悲鴻為踐行改良中國畫的理想邁出的第一步。

忘年之戀

1943年，為了籌辦中國美術學院，徐悲鴻從重慶經貴陽輾轉到桂林，要將當年從南洋避難回國存放在七星巖巖洞中的一批藏書取出來帶回重慶。因工作需要，徐悲鴻登報為學校招聘一位圖書管理員。

當時剛高中畢業，年僅19歲的廖靜文，為了參加抗戰救亡運動，隨文工團來到廣西，進行抗日宣傳義演。這個愛讀書的湖南姑娘無意中在閱覽室看到招聘信息。

“因為我想到重慶去考大學，所以我看有重慶來招考的，我就去報名。而且我又喜歡看書，當圖書管理員我非常愿意。”當我們采訪廖靜文女士時，她對報考一事還記憶猶新，“當時有40多個人報考，我覺得我不一定有希望，所以回到單位以后，我就沒有想我能夠錄取。但是過了幾天，我就接到錄取的通知，叫我去復試，徐悲鴻先生親自主持，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

徐悲鴻一向愛才，對這個以第一名成績進入復試的女學生格外關注，于是，他問了廖靜文好多問題。問到她的興趣愛好時，廖靜文原本想說自己很愛唱歌，在“抗戰文藝演出團”合唱隊是唱女中音的。當時合唱隊中八人小合唱女中音只選了兩個，其中之一就是廖靜文，可見她的女中音唱得相當不錯，但同時她還喜歡看書。于是她留了一個小小的心眼兒。“徐悲鴻先生問我，你喜歡什么？我沒有說我愛唱歌，我告訴他我愛看書。他又問我看什么書？我在中學就讀了很多的世界名著，比如托爾斯泰、高爾基，還有英國的狄更斯法國的巴爾扎克等等，還有中國的巴金。我大概每一個人舉了一兩本書。另外我還告訴徐先生我喜歡中國的舊詩詞，我也把陸游的兩首詩背給他聽。總之，在那次考試里，徐悲鴻覺得我讀書挺多的。我當時雖然知道徐悲鴻的名字，但不知道他就是徐悲鴻。”

就這樣，廖靜文被徐悲鴻親自錄用。文工團知道這個消息后，本來還不同意廖靜文離團，但廖靜文經過再三思量，還是決定抓住這個新的工作機會。那時，她還不知道，這個決定竟改變了她一生的命運。

很快，徐悲鴻便帶著這位新上任的圖書管理員來到廣西的七星巖，這里存放著大量徐悲鴻在抗戰期間帶不走的書籍畫冊。新工作讓廖靜文大開眼界。“我以前愛看書，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那么多西方的畫冊，所以對我來講也是第一次接觸那么豐富的西方美術。我看到徐悲鴻捧著一本一本的畫冊，就像跟親人在一起一樣，那么高興。那個時候我還跟他不怎么熟，而且第一次在一起工作，我也不敢問他。可是他要捧到一本好畫冊，就會主動跟我講，這個是西方哪個派，哪個有名的畫家的畫冊，他也講他在巴黎讀書的時候很窮，買這些畫冊都要省著，要餓著肚子不吃飯去買畫冊。”

為了藝術寧愿忍饑挨餓，年輕的廖靜文不禁對眼前這位師長產生了敬佩之情，她深深感到眼前的這位大畫家對藝術愛得有多么深。

隨后，廖靜文跟隨徐悲鴻回到重慶工作。在那個舉目無親的陌生城市，她得到徐悲鴻的很多關照。有一次，她感冒發燒，多虧徐悲鴻的悉心照料，才讓她很快康復，她心中對這位可親可敬的大畫家又多了許多感激之情。

病愈后，徐悲鴻常常邀廖靜文在工作之余一同去嘉陵江畔散步。時間一長，兩人彼此的了解和默契不斷加深。廖靜文漸漸理解了徐悲鴻八年無家可歸的無奈，他是如何多次試圖與妻兒團圓卻遭到蔣碧微的拒絕的，這又讓年輕單純的廖靜文心生同情。從敬愛到同情，加上感激，他們之間的感情悄悄發生著微妙的變化。“這個時候，因為我沒有戀愛過，也沒有交過男朋友，實際上當時我是很尊敬徐悲鴻，也很同情他。但是我沒有想到這里面有一種敬他愛他的成分。徐悲鴻就開始對我說，我很感謝你，你來了以后，我可以常常出來散步，可以跟你講我的情況。我就跟他說，那我愿意以后一直在你這里工作。徐悲鴻說，你愿意在我這里工作當然很好，但是你也快20歲了，不小了。說我47多了，歲數也很大了，也沒有家，說你永遠在這里工作，那我們不可能永遠兩個人這么在一起，你也得要有家，我也得要有家。所以他就跟我說，你如果愿意永遠在這里工作，那就讓我們結婚吧。”

由敬到愛，廖靜文為徐悲鴻付出了純真的感情，但是她的父親卻如同當年孫多慈的父親一般也表示了反對，除非徐悲鴻與蔣碧微正式離婚。這一次，徐悲鴻拿出了決斷，他不愿再錯過。他知道這位善良、有著抗日愛國情懷的姑娘不似蔣碧微，她能讀懂他的心。他一定要不惜一切代價給廖靜文和自己一個真正的家，也給她的家人一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