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重理講情，少數民族更是以友情為重。在團結少數民族共同革命的工作中，拜把結盟是一種常見的形式，而高崗的天性顯然更擅長此道。

滴血飲酒拜把結盟

1986年5月27日，中共橫山縣委黨史辦整理了一份《田萬生主要經歷及早年革命活動》的材料。其中，有一段田萬生關于高崗到三邊后開展統戰工作的回憶：1936年1月，高崗與張愛萍率領二路騎兵團來到了長城區（田萬生時任長城區蘇維埃政府副主席）。由于志趣相投，革命志士蒙古副協理齊國賢表示愿與我方進行談判……高崗開誠布公地談了好多革命道理及斗爭形勢，使齊國賢聽后大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當即慷慨地表示：“今后你們開辟蒙古工作，只要在我的管轄范圍內，盡可暢通無阻。”張愛萍提出：“既然大家志同道合，何不結為兄弟。”眾皆贊同。于是，焚香、拜天，高崗、張愛萍、我、趙成蜀（長城區書記）、張金貴（蒙古族人）、齊國賢等海誓山盟，滴血飲酒，結為異姓兄弟。

高崗在內蒙古工作期間，還與著名的蒙古族革命領袖那素結為拜把兄弟。他不但注重與蒙古族上層人士搞好關系，也經常與平民百姓拉家常，聯絡感情。當時負責后勤供給的曹懷文回憶說：高崗對同志、對群眾很親切，生活很樸素，住在農村，和群眾吃、住在一起，給群眾講革命道理，閑時也要我叫群眾拿紙牌來和他玩紙牌。

高崗愛玩紙牌、下象棋，后來甚至到了不贏不收攤的地步。這是后話。而他在三邊地區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確實是“干出了個樣子”。1936年9月15日至17日，高崗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匯報了開辟綏蒙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情況，得到好評。

一件事引起黨中央關注

高崗在三邊工作的時間不到一年半。調三邊后，他是攜妻帶子居住在定邊的——在此之前，高崗的妻子楊芝芳在安定縣（今子長縣）女工被服廠工作。兒子老虎6歲，雖很調皮，但活潑可愛。

西安事變后，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由保安縣城遷駐延安。1937年3月，高崗雖然還擔任蒙古工作委員會主任，但奉命全家搬到了黨中央所在地——延安。5月15日，中國共產黨陜甘邊區第一次代表大會（當時叫蘇區黨代表大會）即在延安召開。高崗并沒有能夠成為會議代表出席這次會議。但是，他竟然在這次會議上以最高票當選為中共陜甘寧邊區委員會執委。這說明他在陜北人民心中有較高的威信，自然引起了黨中央的關注。兩個月后，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任命高崗為書記。

接連升職的高司令

1937年9月6日，中國共產黨將陜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的蘇維埃政府正式改為陜甘寧邊區政府，由林伯渠任主席，高崗等人為邊區政府主席團委員。邊區政府成立后，下設機構逐步建立，高崗任保安司令。

雖然高崗在三邊時也被稱為“司令”，但那時的十幾人的“司令”與此時的“高司令”是不能同日而語的。此時的高崗，在陜甘寧邊區的地位已經開始上升。很快，11月16日，毛澤東同張聞天、蕭勁光致電高崗，任命他為八路軍騎兵司令。接命令后，高崗立即率部開到陜北的靖邊、定邊、安邊以北及沙漠以南地區，聯合蒙古族同胞，清剿土匪，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從這時開始，高崗可以經常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會議記錄上，也可以找到高崗的名字了。

完成了“三級跳”

1938年4月黨中央改組中共陜甘寧邊區委員會，任命高崗為書記。高崗能步步升遷，主要源于3個相互關聯的因素。

第一，高崗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西北根據地的代表。西北紅軍和根據地的主要創立者中，就資歷而言，深于高崗的劉志丹、謝子長先后去世，同于高崗的閻紅彥、王泰吉、楊森也非亡即走。歷史將高崗這位幸存者推到了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