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王小英抱著兩個月大的外孫女坐在一張堆滿各種“證據”的桌前。然而，根據律師的解讀，這些事后由公安機關出具的一系列辦案文件對于強奸案的立案幾乎沒有太大幫助，最重要的“證據”其實是思思的內衣褲、旁觀證人等，而這些，李家幾乎都無法找到。

    為什么非要生下孩子

    湖南省永州市祁陽縣的偏遠小鎮梅溪鎮城墻村李家。戶主李春生的女兒李思思（化名），一個剛滿12歲的小學六年級女生，頂著剖腹產后嚴重下垂的圓肚皮，含胸低頭，光著腳丫在泥地上走來走去。襁褓中，是思思生下的女嬰李小寶（化名），從一出生，這個孩子就身負重任——做一件能夠指證自己父親的“證據”。

    半年多前，在醫院得知女兒已經懷孕近6個月，李春生當場懵了！然而，不管他怎么逼問，思思就是不肯開口說話。

    夫妻倆思量再三，決定先把這個孩子做掉再說。幾天后，在祁陽縣計生服務站，單獨面對衛生院的醫生，思思竟然“交代”了，“有三個人是學校老師，一個人是鄰村的老頭”。思思告訴記者，第一時間報警的，就是這名醫生。

    根據思思的表述，湯姓老師是第一個對她“下黑手”的。在去年6月到7月的一個多月時間里，思思說湯某先后和她“有過十多次”。此外，思思說，還有另兩名老師也強奸過她，一個是她也叫不出名字的“胖子老師”，另一個是老師唐某，此二人對思思的性侵均發生在去年9月，“作案”地點分別在教室和辦公室里。

    另有一名74歲、外號“柏和尚”的五保戶老人唐冬云，也在思思所說的性侵嫌疑人之列。據思思說，這名老人也曾在去年對她有過性侵。

    根據警方通報，經審訊，唐冬云交代了自2012年8月以來先后強奸受害人10余次、并每次給5元至10元的犯罪事實。

    事情發展到這里，既然有了警方出面，李春生本可以放心地把案子交給警察，帶著女兒把孩子打掉，陪伴、安慰女兒一陣子，讓她重新讀書或者外出打工。然而，一份令人匪夷所思的ＤＮＡ鑒定報告使得李家人打消了“息事寧人”的念頭，他們決定讓12歲的女兒生下孩子，維權到底。

    在李春生家中，記者見到了這份鑒定報告。

    這份由永州市公安司法鑒定中心在今年2月出具的鑒定報告中，送檢樣本來自三個人。一是李思思本人的羊水，二是犯罪嫌疑人唐冬云的血樣，三是一名陳姓老師的血樣。

    鑒定結果顯示，思思的羊水和74歲唐冬云的血樣在共有的ＳＴＲ基因座的分型符合孟德爾定律。即根據常識，孩子的父親是唐冬云。

    這次鑒定，并未包括思思所指認的湯老師、唐老師和“胖子老師”三名教師，而學校總務主任陳老師血樣的出現令李家人感到尤其匪夷所思。“根本就沒有指證過這個陳老師，他去做什么？”

    但在此前媒體獲得并公布的一份“警方通報”上，關于這次ＤＮＡ鑒定，警方則稱，“思思在民警及其父母陪同下，在祁陽縣人民醫院產科抽取羊水樣本一份，連同犯罪嫌疑人唐冬云及所指證的3名嫌疑老師的血樣，一起送到永州市公安局ＤＮＡ鑒定中心做檢驗”。

    警方在得出的“鑒定意見”中稱，“3名嫌疑老師的ＤＮＡ與羊水的ＤＮＡ進行比對后，均不符”。

    3名嫌疑老師究竟有沒有參加鑒定？針對這一問題，記者專門致電祁陽縣公安局，該局一名謝姓科長回復，“所有采訪要經過縣委宣傳部，公安局不能公開資料”。

    梅溪中心小學校長付某的解釋或許也能說明問題。他告訴記者，當時思思指認的3名老師中沒有湯某，所以沒有抽取他的血樣；思思所指認的唐某，因為當時去深圳辦事，也沒能抽到血樣；所指認的另一個老師，家住農村，當時誰也不知道他住哪里，電話打不通，也沒能抽取到血樣。

    這個問題，梅溪鎮人大常委會主任周舟也有所了解，“鎮派出所所長告訴我，李家人提出異議后，另外3名老師的血樣也取到了，但因為唐冬云的結果先出來了，這個結果具有排他性，所以另3個人的血樣也就不再進行比對了”。

    聽說這份“警方通報”，李春生急得跳腳，他告訴記者，唐冬云與李家本身就有血親關系（唐冬云是李春生母親堂兄的兒子），而3名嫌疑老師又未參加鑒定，兩個因素疊加，他決定不在ＤＮＡ鑒定報告上簽字，“不僅不簽字，我還要讓女兒把娃娃生下來，再重新做鑒定”。

    記者專門就此咨詢了一名基因技術領域專家，專家介紹，“如果樣本本身有血親關系，可能在DNA鑒定中的十幾個片段或者更多片段相似”。

    李家人的要求是，當著李家人的面，3名老師、唐冬云和李小寶分別抽取血樣，并分別給李家人一個備份。血樣送往兩家法定鑒定機構，一家由公安局定，一家由李家選擇，并在雙方監督下送抵鑒定機構。

    這一要求，未獲允許。李春生最后見到祁陽縣公安局刑警隊的辦案民警是在7月2日、3日兩天。

    據李春生說，7月2日，一名民警遞給他一張紙條，讓他簽字，紙條上的大概意思是，“我女兒講話不清楚，說話不算數；說我女兒的事情已經了結，跟學校無關”。

    “李家人快被證據逼瘋了”

    半年多時間維權下來，農民李春生開始漸漸懂得啥叫“保留證據”。他的一個文件包里，塞滿了各種各樣的紙質資料，不識字的他，從此再也不敢在不仔細看清內容的情況下，隨便在紙條上簽字。

    襁褓中的外孫女，如今，是他確信的“鐵證”。為了保住這個“鐵證”，他甚至拖家帶口，在親戚、鄰里的幫助下，帶著12歲的女兒躲到隔壁祁東縣的醫院去生孩子。

    家里所有的存款、還有向親友借來的錢，現在都被用來養這個孩子。

    在這個孩子出生以前，李家人用各種辦法與政府相關部門交涉，他們找到的最大的領導是縣教育局的一名劉姓局長。

    “我說關于那3個老師，要給我一個交代。”對方老是勸他私了，情急之下，他冒出一句，“3個老師傷害我娃娃、損害我娃娃的名譽，想要我不公開，就給我100萬（元）”。

    李春生事后告訴記者，他的本意不是要那100萬元，只是想引起教育局領導的重視，嚴懲那3名老師，“他們還在學校教書，這太坑人了”。

    但事情就此被他辦砸了。按照教育局領導與李春生的約定，一星期后給答復，沒接到電話，他再次上門，但收到的答復卻是，“你去法院告吧”。

    聽到這句話，李春生的心徹底涼了，“所有人都看死我們拿不出證據，告了也白告”。

    孩子出生后，一個叫曹白（化名）的、“有文化的”熱心人告訴他們，這事兒得“上網”。

    曹白是祁東縣的一名公務員，與李家人無親無故，兩個月前，他在祁東的醫院認識了李思思和她的家人，主動幫忙給他們撰寫文案、聯絡媒體、搜集證據。“大字不識的農民哪里知道保留證據？”曹白現在每隔一段時間就自己開車來看思思，李春生與有關方面交涉時，都會叫他一起到場，“我算是個熱心人，當時醫院的病友全都看不下去了，都心疼那女孩”。

    李家人信任曹白這個陌生人，因為他“懂法律”、“有文化”。曹白說，“李家人都快被‘證據’逼瘋了。太可悲了，一個被強奸的小女孩，要給自己維權，就卡在‘證據’這里，她非得靠生下孩子才能找到證據嗎？”

    青少年維權律師張文娟也道出了法律實際運用中的困惑：“女孩自己說被強奸，在被告方拒不承認的情況下，如果她拿不出其他有力證據，她的證詞就是一個‘孤證’。公安機關不可能僅僅因為一個‘孤證’而去逮捕一個人。”

    張文娟說，即使如李家人所愿，4名嫌疑人均與思思兩個月大的女兒做DNA鑒定，結果也只能指證4人中的一人，如果沒有其他證據或者證人做證明，那么，確實沒有足夠證據能證明另外3人與思思發生過關系，“女孩應第一時間保留內衣褲等物證，家人也應該多花精力在學校找證人，有沒有其他老師、同學看見過”。

    但這些對于一個不諳世事的12歲的小學六年級少女來說，顯然是過高的要求。

    相關部門誰都幫不上忙？

    曹白先后以李春生、王小英、李思思一家人的名義，給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省檢察院、省公安廳、省政法委、永州市市委、市政府去信，說明情況、請求幫助，“這家人連上訪都不會，我必須幫他們一把”。

    大多數性侵案件都會有這樣的情節：被害人因羞于啟齒，不敢主動維權，使得嫌疑人逃脫懲罰。而在李思思的案件中，女孩最終大膽說出了被傷害的細節，并向公安機關報警，結果卻并非想象中那般。

    為女兒維權的過程，傷透了李春生的心。他沒想過上訪，但像所有家長一樣，他在女兒出事后，盡己所能地找過學校校長、縣教育局、縣公安局、鎮政府等單位，最常聽到的回復是——“私了”，或者“你去法院告吧”。

    他求助的第一個對象是孩子就讀的梅溪中心小學校長付某。“他當時說盡量給我把那3個老師找出來。”一開始，思思說不清老師的具體姓名，只能說清楚老師的辦公室、姓氏及其所教的課程和班級，李春生找到校長，請他幫忙揪出那3個老師。

    但3天后，在學校大門口圍墻邊，李春生記得校長這樣答復他，“找不出那3個老師，你要告就去告吧”。同時，李春生說，校長建議他“私了”。

    對此，校長付某接受記者采訪并回應。“是他先問我要不要公開，我才建議‘私了’的，畢竟生孩子對小女孩來說壓力太大，我覺得這樣會對思思好一些。”他告訴記者，他曾給思思4次機會從眾多教師照片中指認嫌疑人，“結果她4次指的人都不一樣”。

    但思思否認這一點：“湯老師、唐老師我都指出來了，但那個‘胖子老師’沒找到。”

    付某告訴記者，被思思指認的湯老師、唐老師在教學方面很優秀，為人方面，“從表面上看也挺好，我覺得沒問題”。

    李春生還找過鎮上，梅溪鎮鎮長專門為思思的事開過一個協調會，曹白和李春生都參加了，受鎮黨委書記全權委托處理此事的鎮人大常委會主任周舟也參加了。

    據李春生回憶，這次協調會又是一個讓他“簽字”的會，鎮領導在會上拿出一份協議，要求他簽字，“讓我女兒打胎，一切費用鎮上出。鎮上給我們家吃三個低保，解決家里困難，每年鎮領導再來我家慰問一次”。

    這樣的協議令李春生愈發不解，“為什么那么想讓我女兒把孩子打掉？”他沒有簽字。

    梅溪鎮人大常委會主任周舟全程代表鎮政府與李家接觸。“鎮政府能做的都做了，考慮到李家沒錢，第一次DNA鑒定的2000元是鎮上出的，他們后來要求重做鑒定，我也表過態，只要公安機關同意重新做，這錢，鎮上還給他出”。

    至于縣公安局，李春生已經不止一次拒絕在對方出具的文件上簽字了。從那次ＤＮＡ鑒定事件后，李春生不再相信公安局。

    在通過各種“正常渠道”維權無果后，熱心人曹白把李家的故事搬上了網絡。各路記者蜂擁來到梅溪鎮城墻村李家，“我相信法律，但現在沒辦法。來了那么多記者，解決問題有希望了”。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副主任張雪梅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該機構對2009年至今700多起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調查顯示，12%以上的案件嫌疑人是學校教職人員。而要為這些未成年被害人維權，“舉證”是最大的難點。

    記者在采訪中最新獲悉，祁陽縣公安局在7月2日，女嬰滿兩個月之際，給李家人送來一張“不予立案通知”——“李思思控訴梅溪中心小學湯某等3名老師強奸案，我局經審查認為無證據證明犯罪事實存在，不予立案。”    

    記者在采訪中還獲知，當地一些原本與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相關的部門，對此事也有“過問”，但都沒有下文。

    （肖羽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