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控制東歐各國的主要步驟與措施有：
在政治上加強對東歐各國共產黨的控制。為此，斯大林首先要做的是統一東歐各國黨的政治思想。從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上半年，蘇聯集中揭露與批判這些黨及其領導人所存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實際上主要是指民族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指責一些領導人的反蘇傾向，要求東歐各黨按蘇聯布爾什維克的原則行事。
其次，迫使東歐各國從戰后初期的多黨聯合體制向共產黨一黨制政權過渡。先是強制性地實行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合并，后來，實現了向共產黨一黨政權的過渡。再次，為了加強聯共（布）與東歐國家各黨之間政策和行動的協調，創辦情報局機關刊物并設立常設編輯部。
加強經濟控制。1949年成立的“經互會”，實質上是蘇聯控制東歐國家經濟的工具。“經互會”成員國之間經濟關系的實現，實際上是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在東歐國家中的延伸，即通過計劃來實現各國之間的資源配置，競爭機制很難起作用。“經互會”成員國關起門來進行經濟合作，蘇聯就利用自己的特權與經濟優勢發號施令，讓東歐各國按照蘇聯的需要進行國際分工和生產。
蘇聯通過“經互會”對東歐國家經濟控制的主要途徑有：一是蘇聯加強與東歐各國的計劃協調，協調的最終目的是使東歐國家的經濟從屬或者說服務于蘇聯經濟；二是大搞國際分工與生產專業化協作，迫使東歐各國實行生產“定向”，使這些國家的一些部門成為蘇聯經濟發展所需的生產基地，從而造成東歐國家經濟的單一化與畸形；三是蘇聯利用東歐國家對其燃料與原材料的嚴重依賴，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四是建立一些與“經互會”同時起作用的超國家經濟組織，如“國際經濟合作銀行”、“國際投資銀行”等，直接控制東歐各國的外貿動向與操縱銀行的信貸。
在東歐國家1989年先后發生劇變之后，筆者對一些東歐國家進行了訪問，在詢問政府經濟官員與一些著名經濟學家有關“經互會”的作用時，普遍持否定態度，認為最大的副作用有兩個：一是由于“經互會”成員國之間的經濟關系缺乏競爭，因此，這些國家經濟長期徘徊于低水平，無法提高經濟素質；二是由于蘇聯通過行政命令乃至強制的辦法搞經濟分工，各國難以實行與本國國情相符的政策，造成經濟結構的嚴重不合理，市場供應困難，人民生活水平難以提高。斯大林往往不切實際地強調蘇聯對“經互會”其他成員國的“援助”而忽視“互助”。
如果放到當時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來考察，那么，“經互會”的消極作用遠不止上面提到的兩個方面。不論對蘇聯還是對東歐各國，“經互會”對經濟發展造成的危害還突出表現在：由于“經互會”是個封閉性的經濟集團，經貿合作主要在這個范圍內進行，如1950年蘇聯對外貿易總額的81。1%是與“經互會”成員國實現的。這樣，這些國家必然與世界市場隔離，難以參與世界產業轉移過程，嚴重影響各成員國產業結構的升級與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另外，這些國家也難以對世界科技革命做出有效反應，去吸收世界科技革命的成果。戰后，正逢世界科技迅速發展時期，新技術在西方國家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由于“經互會”具有封閉性與排斥市場的特點，“經互會”成員國缺乏接受新技術與采用新技術的內在機制，從而導致了經濟的長期落后。
在談到“經互會”與世界經濟隔絕問題時，不能不提及斯大林的“兩個平行市場”的理論。斯大林說：“兩個對立陣營的存在所造成的經濟結果，就是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瓦解了，因而現在就有了兩個平行的也是互相對立的世界市場。”“這個情況決定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進一步加深。”（《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頁）
斯大林把“兩個平行市場”的出現，視為兩個對立陣營存在必然產生的經濟結果，這樣，把東歐各國框在“經互會”范圍內就有了理論根據，導致“經互會”國家經濟長期難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忽視世界市場的主導作用。
但是，斯大林錯誤地估計了“兩個平行市場”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他認為，這會使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進一步加深。他忽視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自我調整的可能性與潛力，忽視了科技革命對其經濟發展產生的巨大影響。
斯大林在這里的另一個錯誤估計是，把戰后資本主義在國外的剝削仍主要放在掠奪原材料這一狹隘的領域。實際上，隨著科技的發展，對原材料等初級產品的需求大大下降了，而斯大林仍把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加深主要歸結為“市場的縮小”。從而他得出結論：“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美、英、法）奪取世界資源的范圍，將不會擴大而會縮小；世界銷售市場的條件對于這些國家將會惡化，而這些國家的企業開工不足的現象將會增大。世界市場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加深就表現在這里。”（《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2頁）
與此同時，斯大林還錯誤地高估了“經互會”國家經濟的發展。他認為，在蘇聯“極度便宜的，技術頭等”的幫助下，“可以滿懷信心地說，在這樣的工業發展速度之下，很快就會使得這些國家不僅不需要從資本主義國家輸入商品，而且他們還會感到必須把自己生產的多余商品輸往他國。”（參見《共產黨情報局會議文集》，第68-73頁）遺憾的是，上述情況并未出現，“經互會”國家一直未能改變短缺經濟的狀況。
在東歐國家駐軍。戰后，蘇聯駐東歐的常備軍總數一直超過60萬人，同時，蘇聯也十分注意在東歐國家軍隊常規武器的升級換代。蘇聯在東歐國家部署軍事力量，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針對美英法等西方國家，反映它與這些國家在戰略上的對峙意圖；二是針對東歐國家，即以武力為保障，使這些國家緊密地與蘇聯一起，實行蘇聯所需的內外政策，防止他們在國際上出現風吹草動時就東張西望。蘇聯在東歐的駐軍，對“不順從”的勢力是一種強有力的威懾作用，無疑是控制與整治東歐國家的后盾。
嚴厲鎮壓“叛逆者”。在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反映在南斯拉夫問題上。由于鐵托不順從斯大林，在內外政策方面有自己的主張。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當時南斯拉夫提出改革的重要目標是建立不同于蘇聯的模式，這是對斯大林模式的最早的一次沖擊，其結果人所共知。1948年6月19日，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召開的討論南斯拉夫問題的情報局會議上，通過了《關于南斯拉夫共產黨情況的決議》，譴責南共領導人奉行的是一條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實行對蘇聯不友好的政策。會議還建議共產黨情報局的所有成員斷絕與南共的一切關系。
1949年11月，情報局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召開的第四次會議上，通過《關于南斯拉夫共產黨在殺人犯和間諜掌握中的決議》，這次把南共領導人已說成是人民的敵人、殺人犯與間諜，認為南共已由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轉到法西斯主義，成為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和新戰爭挑撥者的幫兇。蘇南關系破裂后，蘇聯軍隊推進到南斯拉夫邊界，蘇聯報刊上竟然直接號召南斯拉夫進行國內戰爭。此后，東歐各國加快了斯大林模式的“引進”進程。斯大林對南斯拉夫的做法，明顯是殺雞給猴看，不允許任何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脫離斯大林模式。正如斯大林在1948年致鐵托的信中說的：“低估蘇聯經驗，在政治上是極其危險的，而且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是不允許的。”
（《南蘇關系（1939-1973）》，第357頁）
斯大林經濟體制模式
被移植到東歐國家
劃分了勢力范圍，確立了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對立的、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步一步地加強了對東歐各國的控制，其最終目的是要把斯大林模式移植到東歐國家。在這里，我們就構成斯大林模式一個主要內容——經濟體制模式向東歐國家移植的問題，作些簡要的分析。（一）先國有化。戰后，東歐各國共產黨仿效蘇聯，對工業、交通運輸業和銀行等部門進行部分國有化，以建立國營企業。隨著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的深化，國有經濟成分在經濟中的作用日益提高，并逐步確立了主導地位。如匈牙利，在1946年11月，就把最重要的重工業企業收歸國家經營。到了1949年，匈牙利全國的工礦企業都被收歸國家所有。（參見姜琦等著：《悲劇悄悄來臨——東歐政治大地震的征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頁）（二）搬用蘇聯計劃經濟制度。搞計劃經濟是斯大林經濟體制模式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因此，戰后各東歐國家為了恢復經濟與國家著手從事經濟管理，普遍采用蘇聯計劃管理經濟的一套辦法。在這方面起步最早的是南斯拉夫，1946年通過的新憲法就規定要實現計劃經濟，并從1947年開始實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但后來因蘇南關系突變，加上國內出現的經濟困難，五年計劃僅僅執行了一年，以后也沒有再制訂蘇聯式的五年計劃。東歐其他國家先搞短期計劃，有兩年的，也有三年的，都以恢復國民經濟為計劃的主要目標。
從1949年或1950年開始，不少國家開始實行五年計劃，并建立了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編制與監督計劃的執行。在實行計劃過程中，都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層層管理體制，逐級下達指令性計劃指標加以控制。如匈牙利，1952年基本已形成了7個層次的計劃管理體制，1953年由部長會議批準的計劃指標有5899項，由各部規定的指標有11497項，而且在1951年11月已做出規定，主要指標的執行情況每10天甚至每天要上報一次。為了保證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的貫徹，還廣為宣傳蘇聯有關“計劃就是法律”的口號。（參見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頁）后來，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東歐各國（除南斯拉夫外）扎了根。（三）搞蘇聯式的工業化。斯大林不顧東歐一些國家的國情，要他們搬用蘇聯工業化的那套政策與做法，如優先發展重工業，盲目追求高速度，提高積累率，榨取農民，把農民的“貢款”視為工業化資金的重要來源，亦步亦趨地走蘇聯道路。這種工業化道路造成的嚴重后果與蘇聯也是相同的。（四）農業集體化是斯大林經濟體制模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主義改造的一個主要內容。在1948年6月前，東歐國家并不急于搞農業集體化，強調當時不存在農業生產合作社代替個體經營的條件，轉向合作社需要一個緩慢的過程。但在批判南斯拉夫農業集體化緩慢，農業還掌握在富農手里之后，東歐各國被迫把農業集體化作為重要任務列入五年計劃。農業集體化也是以行政命令用強迫的辦法推行的。
1956年波蘭戰后發生了第一次社會政治危機，矛盾直指斯大林模式，其中包括農業集體化。當時的領導人哥穆爾卡在詳細分析各種農業生產組織的實際效果后，不得不得出結論說：在波蘭目前情況下，農業集體化的時機根本不成熟，波蘭沒有能力組織大規模農業生產，農業生產應以個體農業為主。在以后的一年時間里，有8%以上被集體化的土地退回到個體耕種，原有的9790個農業合作社解散了8280個。（參見姜琦等著：《悲劇悄悄來臨——東歐政治大地震的征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5頁）
斯大林對東歐國家搬用其模式出現的問題如何對待呢？他以“階級斗爭尖銳化”的理論為武器，讓東歐各國進行政治鎮壓與清洗運動。斯大林在東歐國家推行他的模式的決心是決不會動搖的，對東歐國家控制的決心也是堅定不移的。斯大林也絕不允許東歐各國根據自己的國情走自己的道路，而必須遵循由他審定的蘇聯政治經濟教科書中總結的“共同規律”。他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說，蘇聯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給予世界各國年輕共產黨人的好禮物”，“由于外國大多數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水平不夠，這樣的教科書也會給予這些國家的非年輕的共產黨員干部以很大的好處”。他還說：“不容置疑，對于一切具有人數相當多的中小生產者階級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條發展道路是使社會主義獲得勝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適當的道路。”
斯大林對待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正像有些學者指出的是“社會主義”的沙皇制。斯大林認為新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是他的仆從，應該在國內外政策上絕對服從他。斯大林如同一個有統治權的邦君，認為擴大社會主義陣營就是擴大他個人的領地。如果斯大林主觀上覺得某一國家的利益，甚至蘇聯的國家利益，同他的虛榮心發生矛盾的話，那么他會毫不遲疑地選擇滿足個人的欲望。斯大林以社會主義陣營的全權主人和最高裁判自命，粗暴地干涉東歐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把完全錯誤的、墨守陳規的決定強加于人。斯大林常常不考慮東歐國家的政治、經濟特點，不考慮它們的特殊利益的需要。（〔蘇聯〕羅·亞·麥德維杰夫著、趙洵等譯：《讓歷史來審判》（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頁）
貿易戰后斯大林把其經濟體制模式移植到東歐各國，把上世紀20、30年代在蘇聯搞社會主義的一套做法，如工業化道路、農業全盤集體化、建立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結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畫等號、對外的國家壟斷制等，都視為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必須遵守的“共同規律”和識別真假社會主義的主要準則。這樣，本來不斷發展與變革的社會主義社會被斯大林的“共同規律”框住了，固定住了，當然也就很難進行改革。這個“共同規律”阻礙了幾代共產黨人的理論創新，誤導了包括蘇聯在內的許多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它對社會主義發展所造成的損失是十分嚴重的，使不少國家出現了嚴重的波折。
如果斯大林能遵循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有關社會主義社會是經常變化和發展的、不存在固定不變的模式與“最終規律”的教導，能虛心地把斯大林模式視為蘇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并且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對蘇聯的體制模式進行不斷的改革，允許東歐各國在戰后根據本國國情建設社會主義，有了問題通過改革由自己來解決，那么，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各國一個接著一個垮臺的悲劇也就不會出現。現今世界上就有可能存在豐富多彩、多種模式的社會主義社會，展示著比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世界社會主義歷史可能是另一個面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