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經濟衰退引發的“米騷動”從正力的故鄉富山蔓延到了東京。面對來勢洶洶的示威人群，他將佩劍綁在腰側，勸說游行者切勿訴諸暴力，他的額頭被飛石砸得血流如注，但仍不愿退縮。1957年出版的傳記《正力：日本奇人》如此描述這一“壯舉”，稱他“沒動一根指頭，就驅散了暴民”，因此成就了畢生最了不起的“精神之勝利”。
在坐上東京警視廳廳長位置的正力看來，這些都是必須鏟除的禍害——證據之一是：1923年9月，東京發生大地震，天災肆虐期間，朝鮮僑民遭大肆屠殺，警方對這種有組織暴力不聞不問。
只手助《讀賣新聞》翻身
或許冥冥中自有天意。幾個月后，一場挫折成為正力松太郎的人生轉折點：一位青年試圖行刺皇太子（即后來的裕仁天皇），負責警衛的正力因此受到最嚴厲的責罰：撤職。
離開警察部門的正力并未消沉。他敏銳地覺察到，進軍新聞業大有可為。當時，《讀賣新聞》的總部大樓在地震中毀壞，發行量跌至4萬份，瀕臨破產。正力瞅準時機，從一名右翼政客那里拉來贊助，只花了10萬日元（當時約合兩萬美元）就把這份報紙收入麾下。
這是一筆精明的投資。當時的日本民眾耽于享樂，尤其喜歡“色情荒誕”的讀物。正力遂投其所好，在《讀賣》上，經常出現聳人聽聞的通奸事件以及摩登女郎的照片。隨著廣播風靡日本，《讀賣》還開辟版面，刊載關于電臺流行歌曲的稿件；而此前，日本報紙一直對廣播無動于衷。
1931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正力抓住機會，與發行量更大的《朝日新聞》和《每日新聞》唱起對臺戲。《讀賣》頻頻增發晚間版，專門向讀者提供有關“支那戰事”的最新報道。就這樣，正力成功地將《讀賣》轉變為歌頌當局的喉舌，頗受掌權者賞識。
在軍國主義盛行的年代，自殺在日本不被視為“愛國行為”。1933年，《讀賣新聞》的編輯注意到，年輕人的自殺率有攀升趨勢，男男女女之間最流行的殉情方式是手牽手跳入三原火山口。該火山位于太平洋中的一座小島上，一年內就有944人在此自盡。
正力要求下屬想辦法告訴公眾，跳入火山并非浪漫之舉。為此，《讀賣》派一位記者和一位攝影師親赴現場報道。他們先扔了兩只動物下去以檢測毒氣的危害程度，然后戴好防毒面具，乘坐吊籃深入火山口達415米。第二天的報紙確實賣得很火，但并未遏制自殺行為。
就這樣，《讀賣新聞》打著服務公眾利益的旗號，通過大量刺激眼球的報道拉動銷量。從1924年至1937年，該報發行量從5.8萬上升到80萬，躍居全日本發行量首位。
投資棒球不忘鼓吹戰爭
憑借出眾的商業頭腦和政治嗅覺，正力松太郎在二戰前躁動不安的日本社會里如魚得水。那么，“職業棒球之父”這個稱號，又是如何與他扯上關系的呢？
正力本人并非棒球愛好者，但深知與體育界搞好關系對新聞媒體的意義。日本當時沒有職業棒球隊，他便極力邀請紐約揚基隊的明星貝比·魯斯訪日。貝比的日程排得太滿，一直拖到1934年，這個已度過生涯黃金時期、身材明顯發福的美國佬才踏上日本的土地。
魯斯來訪的時機十分微妙，彼時，日本的法西斯傾向日趨明顯，激進的少壯派軍人圖謀行刺內閣中的溫和派，以期回歸“大和民族的傳統精神”。但正力的直覺同樣沒有錯，老百姓對魯斯和他的球隊狂熱依舊，數萬人涌向東京街頭，只是為了觀看他們乘敞篷車路過。明治神宮球場更因為美日友誼賽而人頭攢動，多數觀眾對主隊落敗的結局毫不介意。
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樂意為紐約揚基隊歡呼。一個名為“戰神社”的極端組織，就“美國人褻瀆了明治天皇神圣的球場”頗為不滿。比賽結束不久，正力即被一位退休警察用日本刀刺中脖子，血流滿地，險些一命嗚呼。這次歷險并沒影響他對棒球事業大筆下注，進而組建“讀賣巨人隊”。70多年過去，在日本體育界，這支球隊仍然風光無限。
和戰時的大多數日本報刊一樣，《讀賣新聞》同樣扮演了侵略戰爭的吹鼓手，其發行范圍隨著日軍的足跡延伸至東南亞。正力松太郎本人，也在1940年設立的準法西斯組織——“日本大政翼贊會”掛了名。不難想見，日本投降后，《讀賣新聞》很自然地被同盟國方面定性為軍國主義的宣傳工具，正力本人也遭遇“內部政變”，成為“自由派”編輯和記者的控訴對象。1945年12月，這位曾經權勢遮天的報業大佬被正式起訴，和其他戰犯一起進了監獄。
至死仍對權力耿耿于懷
從知名媒體人淪為階下囚，正力松太郎的人生又一次陷入了低谷。不過，后來發生的事實表明，他的好運氣遠未用盡。在鐵窗里度過21個月后，占領當局出于“政治考量”將他提前釋放。盡管被禁止參政，正力依然在獄中結識了不少日后成為自民黨骨干的政界要人，并利用自己在輿論界的影響力，幫助這些右翼人士在上世紀50年代陸續重返政壇。
當時的正力年過花甲，對權力的渴求卻看不到盡頭。為實現晉身政界的夙愿，他決心以方興未艾的電視和原子能事業為突破口，一位名叫柴田英壽的記者隨之走進了他的視野。
柴田在美國人脈頗廣，對華盛頓外交政策的走向十分了解。正力看在眼里，試圖借助柴田在美國的渠道，結束國有電視臺“日本放送協會”的壟斷。他提出，如果美方能說服盟軍最高司令部撤銷其參政禁令，他愿意出資建立一個新電視臺，幫美方搞宣傳。雙方一拍即合，很快，耗資8億日元的日本首家私營電視臺——日本電視臺，于1952年開播了。
兩年后，美國在太平洋上的馬紹爾群島試爆氫彈，造成23名日本漁民被放射性塵埃傷害，其中一人不治身亡，直接導致日本國內爆發反核浪潮。由于擔心蘇聯和中國會利用這次騷動，削弱美國在日本的影響力，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演講中公開表態，稱希望借推廣民用原子能洗刷核武器的污名。同年12月，美國通用動力公司主席約翰·霍普金斯提出幫助日本建造核電站的“核能馬歇爾計劃”，正力在第一時間對此予以積極響應。
正力說服霍普金斯親赴東京傳達這一立場，《讀賣》則借機對“美日親善”予以大幅報道，平息了公眾在核問題上的怨氣。1956年，他被國會委任為日本核能委員會主席，剛上任就宣布，日本將在5年內建立首座核反應堆。“日本核能之父”的名號便是由此而來。
然而，盡管機關算盡，正力最終還是沒能坐上首相寶座。出于這個原因，他在晚年郁郁寡歡，與好友柴田英壽的關系也破裂了。據現年82歲的柴田之妻寧子回憶，她丈夫多次和正力發生爭執，有一回，柴田摔門而去，正力則遞給她一個裝滿現金的信封。這個老頭古怪的脾性讓她忍俊不禁——對她來說，正力不是魔鬼，也不是那種容易上當受騙的人。
妻子去世后，風燭殘年的正力松太郎和一名情婦搬進了一棟陰暗、破舊的宅邸。1969年10月9日，84歲的他走到了生命的終點。正如《公民凱恩》的主人公一樣，這個野心勃勃的男人在臨終前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折磨。據柴田夫人描述，“他就那么躺在情婦的懷里，感覺死亡一點點逼近……彌留之際，他產生了幻覺，以為柴田要來取自己的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