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陳凱歌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版

“文化大革命”對全國各項工作以及黨風、社會風氣、人際關系等等造成極其嚴重的破壞，其中對文風的破壞也是至深且巨的。我個人是搞報紙編輯工作的，對此感觸極深。“文革”已時過二三十年，有時候還能感到它的影響。當時一伙文痞肆意鼓噪，最高領導姑息縱容，遂致禍害全國達10年之久。

抗日戰爭中期，共產黨在延安和敵后根據地整頓“三風”，包括整頓文風即反對“黨八股”。“黨八股”作為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表現形式，曾經對我國革命事業造成嚴重危害。毛澤東1942年做《反對黨八股》報告時，“三風”雖然已經只是“從防空洞里跑出來的”“逆風”，在全黨已不占統治地位，毛澤東還是條分縷析，號召全黨“加以揭穿，把它打倒”，可見這個問題的重要。“文化大革命”情況不同，以林彪、江青為首的兩伙人炮制的“幫文風”，從上而下吹向全國，作為推行“文化大革命”的一種武器、一根棍子，可惡又可怖。新聞界首當其沖，既受害又害人。

“幫文風”實質是“假大空”，它最終必現原形，從這個意義說，迷惑作用有限。但在一定時間內很能騙人，特別在它取得合法地位的時候。始作俑者“林副統帥”，先意承旨，無恥迎合，推出“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幾百年出一個”等極端諛語，欺騙了不少好心人，擊倒了一些反對者。

“文革”開始，林彪作為“接班人”，1966年8月18日在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上講話，樹立了一個惡劣文風的“樣板”。講話只有1000多字，“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創舉”、“偉大勝利”、“最偉大”、“最強大”、“最銳利”等等詞語占了很大篇幅，目的是造成一種印象：他們一伙最精通毛澤東思想，最忠于毛澤東革命路線，最熱愛毛主席，因此獨享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他們的文章、講話一時成為人們思考問題、寫作文章的范本，誰不按照這一套辦法做，就要“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江青一伙炮制、推行“幫文風”比林彪一伙時間更長、范圍更廣。他們利用抓到的“筆桿子”，在各個領域，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為所欲為。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以前，他們同林彪一伙搭幫干；“九·一三”以后，他們一伙繼續干，先后達10年之久。江青利用她在不正常情況下取得的合法地位（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以及她的特殊身份，干一般人干不了、不敢干的壞事，控制許多文化、傳播機關，從上而下推行“幫文風”，在全國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形成“文風一律”。“文革”后期，毛澤東大概也感到文風太不像話，曾經想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扭轉，但大權在握、羽毛已豐的江青反革命集團，敢于陽奉陰違，拒不執行，他也就只好聽之任之了。

許多貌似頌揚實為出丑的報導都是假托宣傳毛澤東的名義發表的。被江青一伙控制的《人民日報》頭版登過一條大字標題的通欄新聞：

引題是：全國人民的最大幸福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正題是：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毛主席身體非常非常健康精神非常非常充沛

副題是：國慶前夕 廣大軍民無比幸福地歡慶這個喜上加喜的特大喜訊

標題來自報導，在當時的氣氛下，編者可做的事情已經不多，回旋余地極小極小。

這則新聞刊出后，我同譚立有過一次在當時說來不能見人的議論。譚比我大兩歲，“文革”前是《人民日報》機關黨委書記，他也是個老報人，我兩人1939年都在太行抗日根據地工作。譚作風嚴謹，不茍言笑，這時也以“走資派”身份在報社勞動量最大的搬運組勞動。這天沒有卷筒紙可運，工人同志休息，我兩人在院子里清理垃圾。他看看沒有旁人，突然說：“你看咱們國家還有希望嗎？”我打哈哈說：“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他說：“就你我兩個人，不打太極拳。你看看昨天的新聞，怎么就沒有人說話呢？”我說：“該說話的不說，眾干部、小百姓不敢說。你說誰說？”他說：“新聞是上面看過的，報社不敢動，標題可是編輯做的！”當時還能工作的一版編輯同我共事多年，我都熟悉，我確信他們不欣賞這樣的標題，不愿做這樣的標題。我比較留意中國報紙，在抗戰前的報紙，即使政治上反動的，也未見過搞這樣的新聞標題。“文革”中欣賞、策劃這種新聞和標題的人當然是借毛澤東之名以自重，但我確信他們不懂得什么叫作“逆反心理”。事實證明，厭惡這類新聞和標題的人不是少數，稍有文化常識的人都會認為這是文化的恥辱。

譚立半開玩笑說：“你如果主持編輯工作怎么辦？”我說：“這就得感謝‘文化大革命’了。我不是正掃院子嗎？”

文痞姚文元“文革”開始當陳伯達的副手，以“四人幫”大將身份控制《人民日報》，同時派了一個代理人到報社坐陣；陳伯達的工作組中又有幾個辦報的人，把《人民日報》控制得死死的。“文革”期間有個說法：“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大報主要指《人民日報》。“梁效”是江青反革命集團在兩所大學豢養的寫作班子，專門按照江青一伙的意旨炮制“幫文風”范文，交《人民日報》和其他報紙登載。“梁效”是“兩校”的諧音。其實不只“小報抄大報”，大報也抄《人民日報》這個帶頭的大報，這大概是我們國家在“文革”這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特有現象。當時每到夜間，許多報紙的夜班編輯紛紛給《人民日報》總編室打電話，詢問翌日報紙主要版面的安排和主要標題的制作，叫作“對版面”，以便減少不應有的麻煩。當時禁忌太多。有一次，《人民日報》一版登了毛澤東的大幅照片，二版有條新聞報道我國一些城市群眾示威游行，標題有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字樣。有人故意把報紙攤開，對著陽光察看，二版的“反動派”三字正好和一版的毛澤東頭像重疊，為此牽強附會釀成一大“事故”。上邊反復追查是否壞人制造反革命事件，把二版標題上的“反動派”三字正重疊在一版的毛澤東頭像上。所幸這種“警惕性”違反讀報常識，報紙版面的安排者又身份過硬，此事才不了了之。90年代的新聞工作者可能認為這是海外奇談。在那動輒得咎的時代，事情涉及偉大領袖，確實出現過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現行反革命”案件。

當時新聞工作難做，也可以說又很好做。“文革”快結束時，“四人幫”在報社的代理人可能認為我李某終日逍遙，過于愜意，就給我派了點事：在記者部的編輯組當編輯。一個很長時間，定調子的評論、文章都出自“兩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一刊《紅旗》雜志）”。三家準備文章又有分工，政治評論多數出于“兩報”，理論文章多數來自“一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新聞、文章一度滿天飛，我有幸目睹這類作品的炮制過程。一個編輯奉命生產一篇批鄧文章，他準備幾頁稿紙，攤開一本《紅旗》雜志，在略述某某單位認真學習“最高指示”、狠批鄧小平情況之后，進入正題：“經過學習、批判，他們認識到”，以下照抄《紅旗》一段文章；“他們進一步認識到”，又抄一段文章；“他們還認識到”，再抄一段文章作為結束。我可真服了。我絕對沒有想到“四人幫”的“幫文風”會墮落到這種地步。后人如果研究“幫文風”，千萬不要忘記這份忠實紀錄。

報紙難編，還只是想堅持優良傳統的報人的苦惱；文章難寫，影響面就大多了。當時存在一個壞文風競賽的形勢。《人民日報》登過山西省造反派為成立造反總指揮部給毛澤東的致敬電，開頭是“最最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四個“最”字出手不凡。文中說，總指揮部得以成立，“是您對我們最大的關懷、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鞭策”，“我們縱然高呼一千遍一萬遍‘毛主席萬歲’，也呼不盡我們對您無限熱愛的心情；我們縱然高唱一千遍一萬遍《東方紅》，也唱不完跟您鬧革命的決心”。通篇文字除了重復這類千篇一律人人厭惡的詞句外，稱得起實質內容的，就是把前中共省委臭罵一通。

我曾在太行根據地（包括山西省東南部地區）工作，山西省文化、新聞界老戰友相當多。我同三位好友談過這篇妙文，他們也記得清楚。當時“幫文風”泛濫全國，互爭雄長，由于沒有真理，只能虛詞嚇人。這幾位老戰友說，他們這些“當權派”都被批斗，造反派把被監督工作的10多個“筆桿子”集中起來，由革命小將帶領，好吃好喝，日夜苦斗，炮制這類表態性重頭文章。這類文章已經出現很多，想后來居上實屬不易。此文開頭連用四個“最”字，聽說就推敲很久。《人民日報》登了這篇妙文，那個造反總指揮部就認為得到了毛主席的承認，馬上廣發喜報，擊鼓游行。人的精神狀態如此，我看算是到頭了。

“文革”期間，偌大北京城報紙、刊物沒有剩下幾家。少數能夠出版的都塞滿大批判文章，但是難以看到作者的名字。過去寫文章的，多數被打倒了，少數擱筆了。新涌現的或被監督工作的人寫了批判文章，都署“××大批判組”或“梁效”（兩校）、“江天”等化名，時間長了，從文章的調子、架式、口氣，也能判斷是哪里炮制的。新聞記者也不署名，而署本報社、臺記者。據說這種做法有利于淡化記者的“成名成家”思想，有利于記者思想革命化。我看真正有利的是可以消除一些記者怕出丑的顧慮。看看《毛主席語錄在全世界廣泛傳播》這篇新聞的開頭：“‘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當世界人民昂首闊步進入毛澤東思想為偉大旗幟的嶄新的歷史時代的時候，在震撼世界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凱歌聲中，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運動洶涌澎湃、滾滾向前的時候，中國出版的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外文版在全世界廣泛傳播……”我不相信哪位作者愿意在這種新聞中署上自己的名字。

這股風來勢所以猛，盤旋時間所以長，主要由于從上而下的官方提倡。林彪、江青兩伙人違反黨心、民心，干見不得人的勾當，只能擺出一副忠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架式，借以嚇人。林彪公然說，寫文章“主要是引證毛主席的話，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要多收集多引用”。他以接班人身份在中共九大做政治報告，引各種語錄80多處，其中少數引自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和中共中央在“文革”初期發布的文件，多數引自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特別是準備和發動“文革”的見解和言論。“語錄”都排黑體字，以便引起人們的注意。上行下效，成為文風。1970年我在《人民日報》干校“學習”，看到一篇社論引用毛澤東語錄達全文三分之一，黑鴉鴉一大片。我犯了職業病，脫口而出：“這樣的文章，以前沒有見過。”同室一位同志看看沒有第三個人，像是自言自語：“所以需要進行再教育。”這當然是一種寶貴的提醒。可愛的同志！

毛澤東是注意看報的。“文革”以前，他曾嚴肅批評一些“不讀書、不看報”的領導人。他似乎并不完全欣賞這種“幫文風”。1968年8月，他對當時的報紙工作有個批示：“不應當關門辦報，應當面向群眾。又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鮮活潑。”這當然是個極難解決的問題。當時的大方向是“文革”，在堅持“文革”的前提下糾正“幫文風”，辦得到嗎？毛澤東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曾表示對報刊宣傳他的時候加四個“偉大”非常“討嫌”，還批評以其他形式對他表示個人崇拜的宣傳。他在審閱我國爆炸第一顆氫彈的公報稿時刪去四個“偉大”，還刪去“毛澤東思想”前邊“光焰無際”四個字。他審閱“兩報一刊”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時寫了一段原則性的意見：“關于我的話，刪掉了幾段，都是些無用的、引起別人反感的東西（引者按：指一些頌揚的語句）。不要寫這類話，我曾講過100次，可是沒有人聽，不知是何道理，請中央各部門研究一下。”

我在“文革”時長期靠邊站，偶爾聽到毛澤東一些言論、指示，多是個別老戰友輾轉告知，既少且遲。那些標榜最最忠于毛澤東的人，特別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骨干，聽指示一定又多又早，為什么對這種指示拒不執行？毛澤東的權力、威望哪里去了？很長時間我想不通。以后慢慢懂得：一種文風是為一定路線服務的，正像“黨八股”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表現形式一樣，“幫文風”是“文革”的表現形式。“文革”反動至極，荒謬透頂，必須靠“假、大、空”的“幫文風”來鼓吹、來遮掩，這是它能折騰10年的重要原因。“幫文風”最初確實騙了不少人，有段時間對“文革”頂禮膜拜的也大有人在。一個不完善的體制，一個毛澤東金字招牌，把人限制死了。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們這些靠邊站的人，其實相當幸運。在那黑白顛倒的時代，個人的境遇也是這樣顛倒。

粉碎“四人幫”消滅了由上面炮制、推行“幫文風”的風源，是有歷史意義的大事。這當然不是說文風問題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盡管性質不同，在某些報刊和某些出版物上，假話還沒有絕跡，空話時而出現，“你說廟在樹前，我說樹在廟后”的重復話繼續流行。什么什么工作應該做好，什么什么傾向必須注意之類的話，固然有時是必要的，它可以表示領導的態度和期望，但若能講得具體一些，提些可操作的意見，不是更好嗎？如果意見還不成熟，只看不說也是可以的。否則，一般的話又是重復的話，讀者或聽眾覺得毫無新意，反而會更加厭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