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高管“限薪”到底能帶來多大效用，現在還很難預估。財政部財科所國有經濟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對經濟觀察報表示，事實上，早在2009年，人社部就聯合財政部等六部委制定專門針對央企高管的“限薪”政策，但實際效用并不大。

　　現在國有企業高管一般都是由中組部和國資委任命，每年在國資委公布的信息中，并不包括國企人員的收入狀況，對外界質疑的國企高管內部福利、灰色收入更是諱莫如深。文宗瑜認為，國企是屬于全民產權的委托關系，人社部、財政部等部門理當應該強制國企對外公開高管薪酬，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起到“限高”作用。

　　除了公開高管薪酬，文宗瑜還認為，應該及早對國企實施產權多元化改革，對國企高管全部實施聘任制，在過去的幾年中，表面上國資委頻頻向市場高薪招聘高管人員，但事實上，目前這些招聘的高管基本都是副職，“在國企高管中所占的比例還不到5%”。

　　文宗瑜還認為，新一輪的國企高管“限薪”重點應該首先是在央企，人社部、國資委等方面如果能確保央企一級的企業實施好高管薪酬“限高”政策，就會促使二級、三級企業仿效，推而廣之，“限薪令”將對地方國企高管薪酬也起到指導性作用。

　　在今后的國企招聘中，有望推行分級分類公開招聘，預計該項招聘政策推行之后，將會涉及到國企高管層面，這將對有效避免暗箱操作，在公眾監督等方面都將起到較好的推動作用。

　　限制央企

　　2009年9月，由人社部聯合中組部、監察部、財政部等6部委推出的《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曾在業內引起巨大反響。該文件明確規定，所有央企高管薪酬上限均不得超過上年度央企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30倍。《指導意見》頒布后的實際效用如何呢？國資委前主任李榮融2010年曾透露，當年央企職工的平均工資為5.4萬元。如果按5.4萬元的30倍來核算，2010年央企高管薪酬上限應該是不超過162萬元，但實際上，在近兩三年內，一些央企負責人每年獲得的薪酬都遠遠超過了政策規定的上限額度。

　　今年4月媒體披露的2012年208家上市國企的192家國企董事長（或總經理）的年薪，其中年薪超過200萬元的就有十幾位。這些超過規定薪酬的央企高管，有的是央企一級公司，有的是來自央企子公司，并不包括國資委的監管范圍以外的金融、保險等行業。業內人士稱，后者出現高管薪酬“天文數字”的比例會更高。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認為，在《指導意見》頒布以后，對央企高管薪酬的限高只對國資委管理下的央企一級公司有約束力，對其子公司則基本沒有約束力，對地方的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監管更顯薄弱；文宗瑜的看法是，包括央企一級公司在內，實際上，從人社部到國資委，對央企高管的薪酬限高政策的效用都不大。

　　文宗瑜分析稱，以中國遠洋(2.79,-0.03,-1.06%)集團為例，該集團前董事長魏家福在2010年領取的薪酬超過上限近40萬，有違反《指導意見》的嫌疑。與此同時，2011年和2012年中國遠洋巨虧200億，給國家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雖然魏家福在2012年放棄了下半年薪酬，但該集團在2011年巨虧104億的情況下，職工薪酬卻逆勢上漲，從2010年職工平均薪酬12.0萬提高至14.4萬，即便是2012年繼續虧損，職工平均薪酬小幅下降到12.6萬，從虧損程度對比來看，實際上企業職工工資受到的影響并不大。

　　文宗瑜進一步表示，目前很多央企一級公司底下有大量的二、三級公司，這些子公司、孫公司有很多是實行了股份制的，國資委對這部分“子、孫公司”缺乏監管，一些央企高管為避免2009年的“限薪令”，借機選擇在股東單位或者從二、三級公司中領薪，有關方面沒有兼顧到這些漏洞。

　　現在從國資委到央企高管層面，對收入具體情況一直諱莫如深。文宗瑜認為，解決這一長期累積矛盾的辦法，必須是由中央提出要求，強制央企乃至整個國企對外公開高管薪酬，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起到國企高管限薪的作用。

　　產權改革

　　對于人社部正在制定的國企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雙重調控，以及國企高管薪酬限高政策，文宗瑜認為，未來這些專門針對工資方面的改革所起的作用預計將很有限，“要解決國企長期累積的薪酬過高，福利補貼、隱性灰色收入過多等多重問題，除了要強制國企公開高管收入、國企工資總額、投資總額等信息，還必須與國企產權多元化、公開招聘兩項改革結合起來，才可能使國企管理有根本性的轉變”。

　　2003年以來，國企改革進入以股份制為主要形式的產權制度改革新階段。通過股權置換、相互持股、引入戰略投資者等方式加快產權主體多元化改革，一些有條件的國企實現了整體改制、整體上市。按照有關部門的說法，整個國企產權改制較為成功。

　　但文宗瑜認為，近些年來，國企產權改制進展得并不是很快。在許多上市央企的非執行董事中，多數是退休官員或者是從一家央企企業退休后到另一家央企任獨立非執行董事，這些人都拿著豐厚的薪酬，這已經成了一種待遇上的潛規則。以中國工商銀行(3.91,0.00,0.00%)為例，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年薪為76萬元，其中3位是退休或在職官員。

　　文宗瑜告訴經濟觀察報，在央企上市公司，董事會中名義上是成立了薪酬委員會，但獨立董事占董事會成員比例僅有1%，根本無法對央企高管薪酬形成有效約束。

　　近些年國資委也頻頻向市場高薪招聘高管，但文宗瑜認為，從現在的結果來看，這些從外部招聘來的高管大部分都是擔任副職，“在國企高管中所占的比例還不到5%。”同樣起不到有效推進改革的作用。

　　據悉，有關部門將對行政任命的國有企業高管人員、部分壟斷性高收入行業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水平實行重點限高。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認為，國家對屬于有關部門任命或者委派的國企高管，規定的年薪達到同級別公務員工資的二至三倍就完全可以了，絕對不應該是動輒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年薪。

　　文宗瑜說，新一輪的國企工資改革，如果不先厘清國資應該控制的邊界，不取消國企高管的行政級別，不推進真正的政企分開，沒有完善的產權制度，國企高管的畸形收入分配仍然沒有辦法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