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是近世中國翹楚人物，文事政治，迄今無可與匹。其于公務繁劇之余，子弟教育亦頗成功，十個子女，除了早逝的思忠和生下不久即夭折的“小白鼻”外，其余八位全部成才，其中思成、思永、思禮三人，分別是1948年中研院院士和新中國成立后中科院的院士。一門三院士，這在20世紀中國絕無僅有，也是極為罕見的。
培養出一門三院士
20世紀中國，以培養子弟整齊，于文化界、學界有重大影響者，主要以兩大文化世家最為著名：一是建德（或東至）周馥、周學熙家族，再就是新會梁啟超、梁思成家族。建德周氏“明”、“良”兩輩人才輩出，出了周叔弢、周叔迦、周季木、周志輔、周梅泉，及周一良、周玨良、周煒良、周煦良、周紹良、周呆良、周以良、周與良、周景良兄弟，于人文社科及理工科諸領域，大放異彩，令世界矚目。而新會梁氏，亦不遜色，梁啟超后，“思”字輩14人，除早夭的5人外，其余9人全部成才，且每一個在各自的領域均成績斐然，臻臻一流，其中思成、思永、思禮3人，更分別是1948年中研院的院士和新中國成立后中科院的院士。一門三院士，這在20世紀的中國，雖不能說是絕無僅有，但也至少是極為罕見的。
這些都是與他們各自對子弟的培養分不開的。以建德周氏而論，周馥使這個家族由安徽鄉下窮鄉僻壤一蓬門小戶，一躍而為仕宦人家。其晚年所著《負暄閑語》，敦厚之門風及家訓，早已寓于中。周學熙再使這個家踏足民族工商業，南張北周，與南通張謇家族南北各領風騷，為近代民族工商業的領軍家族。而至周叔弢，則以身教為法度，以“人能篤實，自有輝光”教子弟，以是子弟多向學、求智慧者、眼界之大、個人情操均遠邁儕輩。而新會梁氏家族，梁啟超亦以科第起家，康梁維新，賴其擘畫者多，由是天下知名，雖一度亡命海外，其聲譽不稍殺，民國政壇，皆有參與，是近世中國一時無兩的翹楚人物，文事政治，莫與其匹。但過去對新會梁氏之注意力，或在梁與戊戌之關系、與民國之關系，或梁思成林徽因愛情，鮮有論及其家族文化者。
與周叔弢先生教育子弟重身教不同，梁啟超對子女的“愛”，是形諸筆墨的。用“筆鋒常帶感情”來描述他的家書，真是再恰當不過了。他以“寶貝”來稱呼他的子女，如：大寶貝（長女思順）、小寶貝莊莊（次女思莊），有時則稱“大大小小的一群孩子們”，每封書信皆蘊含濃濃的父愛與深明通達的思想。他教育子弟：
凡做學問總要“猛火熬”和“慢火燉”兩種工作循環交互著用去。在慢火燉的時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實有諸己。
從梁啟超寫給孩子們的400余封家書中，不難看出梁啟超對子弟的悉心培養，他非常細致地掌握每個孩子的特點，因材施教，對每位子女都有周到的考慮和安排，從學業、人生、情感到健康與理財觀念，細細叮嚀，反復討論，以自己努力生活的身影與愛，為孩子建立信心，既有生命大方向感，又有生活細膩感的胸懷。在家書中，他對子女說：“你們須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對于你們的愛情，十二分熱烈。”這種“十二分熱烈”的“愛情”，散見于他寫給子女的這些家書中。
一位父親的信，演示百年家族的立世之道。讀這些書信，我們會感受到堅定溫柔的父愛，和超越時代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
梁啟超前后有兩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正房夫人李蕙仙是貴州人，她哥哥李端棻在晚清時曾任禮部尚書。1889年（光緒十五年），17歲的粱啟超赴省會廣州參加鄉試，被時任主考的李端棻相中，主動將妹妹嫁給他。兩年后，1891年（光緒十七年），梁啟超赴都與長他四歲的李蕙仙成婚。王桂荃是梁、李結婚時，李家帶來的陪嫁丫頭。因聰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婦喜歡，1903年經李蕙仙同意，收為側室。孩子們稱李夫人“媽”，稱王夫人“娘”。梁思成對他的生母感情不深，對娘卻十分尊重并時常關心，他常說：“娘是個很不尋常的女人。”
二位夫人共為梁啟超生育了10個子女，思順、思成、思莊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寧、思禮為王夫人所生。除了英年早逝的思忠和生下不久就夭折的“小白鼻”（Baby）外，其余8個皆全部成才，每一個都是各自專業領域的一流專家。
梁氏一室“滿門俊秀”，他們的情況分別是：
梁思順（令嫻）（1893年-1966年），長女。生于廣東新會，她自幼愛好詩詞和音樂，從小梁啟超就在家中教她讀書，曾編有《藝蘅館詞選》。此書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啟超學術思想的重要參考資料。
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長子，著名建筑學家。生于日本，1913年隨父母回國，早年入清華學堂學習，1924年赴美國留學，畢業于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獲碩士學位。回國后他選擇了當時比較艱苦的東北大學去創辦了我國北方的第一個建筑系。“九一八”事變前夕，他離開東北大學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國營造學社，從事中國古建筑的研究。1945年抗戰勝利后，他深感國家缺乏建筑人才，因而又創辦了清華大學建筑系，并于1946年赴美講學及考察建筑教育。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人文組）。其妻為一代才女林徽因。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學家。生于澳門，1913年隨父母從日本回國，1923年畢業于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隨后赴美國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曾參加印第安人古代遺址的發掘，并研究東亞考古。其間，曾一度回國在清華學校國學研究所擔任助教，1930年在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后，回國參加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工作。1931年春參加河南安陽小屯和后岡的發掘，秋季參加山東歷城（今章邱）龍山鎮城子崖的第二次發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國考古發掘的科學水平，使之納入近代考古學的范疇。（1934年出版的由他主筆的《城子崖遺址發掘報告》是我國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報告集。）抗日戰爭爆發后，他跟隨史語所撤退到長沙經桂林入昆明最后到達四川李莊。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學術會議”上提交的論文，全面總結了龍山文化。直至目前對龍山文化類型的進一步劃分，仍導源于梁思永半個世紀以前的創見。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人文組）。1950年8月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他躺在病床上主持著考古所的工作，制定長遠規劃，指導野外工作和室內研究，熱心培養青年一代。由于工作辛勞，體力更加衰弱，終于不支，于1954年春心臟病發作，4月2日在北京逝世，終年未滿50歲。著名考古學家夏鼐說：“梁思永是我國第一個受過西洋的近代考古學正式訓練的學者。”著名考古學家安志敏也說他是中國近代考古學和近代考古教育開拓者之一。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生于日本，1913年隨父母回國，后畢業于美國弗吉尼亞陸軍學院和西點軍校，回國后任國民黨十九路軍炮兵校官，1932年患腹膜炎，因貽誤治療而去世，年僅25歲。
梁思莊（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圖書館學家。生于日本，1913年隨父母從日本回國。1926年至1930年間就讀于加拿大蒙特利爾麥基爾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30年至1931年就讀于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院，獲圖書館學士學位。1931年學成歸國后，立即投身于我國圖書館事業，先后在北平圖書館、燕京大學圖書館、廣州中山圖書館從事西文編目工作。1936年重返燕京大學，任圖書館西文編目組長、主任和圖書館主任等職。1952年院系調整后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1980年當選為中國圖書館學會副理事長。她為圖書館事業嘔心瀝血、默默無聞地工作了整整50年。一生致力于西文編目工作，在這方面被公認為全國首屈一指的專家。
梁思達（1912年-），四子，長期從事經濟學研究。生于日本，1913年隨父母從日本回國。1935年畢業于南開大學經濟系，后留校作研究生，于1937年畢業。抗戰期間在重慶中國銀行總管理處任職。1949年在北京國務院外資企業局任職，后改為國家工商管理局。他曾參與科學院經濟所編寫《中國近代經濟史》一書。1965年主編《舊中國機制面粉工業統計資料》一書。1972年退休，現住北京。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從事社會活動。早年在燕京大學讀書，初念醫預班準備升入協和醫學院學醫，后為了參加革命轉入歷史系。她曾參加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是“一二·九”運動中的學生骨干。后參加學生流亡隊伍。1941年到美國學習美國歷史，1949年她在太平洋彼岸得知新中國即將誕生的消息立即回國。她先后在山東醫學院、山東省婦聯工作，后調到北京任中國紅十字會對外聯絡部主任，她一直從事對外友好聯絡，多次代表中國參加國際紅十字會會議。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88年病逝于北京。
梁思寧（1916年-），四女。生于上海，早年在南開大學讀一年級，因日軍轟炸學校而失學。1940年在姐姐思懿的影響下投奔新四軍，她參加革命工作數十年，現已離休，住在山東濟南。
梁思禮（1924年-），五子，也是梁啟超最小的孩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生于北京，1941年當他17歲時隨姐姐思懿赴美留學，在普渡大學獲學士學位，接著在辛辛那提大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49年回國，初在郵電部電信技術研究所和通信兵部電子科學研究所從事技術工作，并參加國務院組織的“十二年科學遠景規劃”，負責起草運載火箭的長遠規則。1956年調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任導彈系統研究室主任。他為祖國從無到有的導彈控制系統事業貢獻自己的才智，是我國航天事業的開拓者之一。1987年他當選為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同年擔任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1994年當選為國際宇航聯合會副主席，1996年10月獲“何梁何利獎”。1997年9月作為全國十名有突出貢獻的老教授之一，獲“中國老教授科教興國貢獻獎”。
梁思禮是1964年實驗成功的、我國自行設計第一個地-地導彈的控制系統負責人之一，并在以后改進的型號中，領導研制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全慣性制導系統，使我國導彈控制系統的設計完全脫離了仿制蘇聯的“框框”。他參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國國土上進行的導彈核武器試驗。這次試驗的成功震驚了全世界，從此我國進入了核大國的行列。梁思禮還是我國向南太平洋發射的遠程液體火箭和“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的副總設計師，負責控制系統工作。在他主持下我國首次把集成電路用于彈上計算機，并首次以此進行全彈自動化測試。他還參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發射遠程火箭的飛行試驗，獲得了1985年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
梁啟超的子女們各有自己的成就，成為本行業的專家。他們都十分用功刻苦學習；他們都十分熱愛自己的專業；他們學貫中西，善于把自己在國外所學的先進知識技術運用在祖國所需要的研究上；他們都從不炫耀自己的功績，而是默默無聞地奉獻。他們都不靠父親梁啟超的名聲，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說的那樣“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他們又都和他們的父親一樣，有一顆愛國的心。梁啟超給孩子們的書信
1926年2月18日，《給孩子們書》：
寄過兩回錢，共一千五百元，想已收。日內打算再匯二千元。大約思成和莊莊本年費用總夠了。思永轉學后諒來總須補助些，需用多少，即告我。徽音（因）本年需若干，亦告我，當一齊籌來。
徽音（因）怎么樣？我前月有很長的信去開解他，我盼望他能領會我的意思。“人之生也，與憂患俱來，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訣。思成、徽音（因）性情皆近狷急，我深怕他們受此刺激后，于身體上、精神上皆生不良的影響。他們總要努力鎮攝自己，免令老人耽心才好。
此信寫于任公住院之時。此時任公的身體以“膀胱中長一疙瘩”，住德國醫院接受治療，備受痛苦，但依然惦記著國外留學的孩子們（包括林徽因）。此封信及孩子們的學費問題，也再次說及徽因的學費，說已“寄過兩回錢，共一千五百元，想已收，日內打算再匯二千元”，“徽音（因）本年需若干，亦告我，當一齊籌來”。這自是將徽因當作自己孩子一般看待了。并再次引前去信的話開導徽因：“徽音（因）怎么樣？我前月有很長的信去開解他，我盼望他能領會我的意思。‘人之生也，與憂患俱來，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訣。”
1926年2月27日，《給孩子們書》：
前兩天徽音（因）有電來，請求彼家眷屬留京（或彼立歸國云云），得電后王姨親往見其母，其母說回閩屬既定之事實，日內便行（大約三五日便動身），彼回來亦不能料理家事，切囑安心求學云云。他的叔敘說十二月十五（舊歷）有詳信報告情形，他得信后當可安心云云。我看他的叔叔狠好，一定能令他母親和他的弟妹都得所，他還是令他自己學問告一段落為是。
卻是思成學課怕要稍為變更。他本來想思忠學工程，將來和他合作。現在忠忠既走別的路，他所學單純是美術建筑，回來是否適于謀生，怕是一問題。我的計畫，本來你們姐妹弟兄個個結婚后都跟著我在家里三幾年，等到生計完全自立后，再實行創造新家庭，但現在情形，思成結婚后不能不迎養徽音（因）之母，立刻便須自立門戶。這便困難多了，所以生計問題，刻不容緩。我從前希望他學都市設計，只怕緩不濟急。他畢業后轉學建筑工程何如？我對專門學科情形不熟，思成可細細審度，回我一信。
這封信告誡思成的話，純為徽因著想，迄今讀來，尤令人感動。任公對孩子的愛，溢于言表，他原先的計劃，是孩子們長成結婚后先跟著他在家里住上幾年，不急于出去成立小家庭，“等到生計完全自立后，再實行創造新家庭”。但林長民去世，林家本來復雜，長民身后，更是分崩離析，彼此自作打算，任公告誡思成，歸國后因要迎養徽因之母，因此謀生問題，得細作考量，不能純以興趣。
往日研究者談林、梁愛情，多止乎二人情感交流，及徽因于世俗之考量，鮮有談及任公人品、道德對徽因個人之影響。以上書信，見微知著，徽因當日讀來，當感激莫名，加以思成對她體貼有加，此某一程度，當也促進她與梁思成關系之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