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列寧曾忠告說：“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不幸的是，70多年后，這一預言像一枚子彈，無比精準地擊中了蘇共的胸膛，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巨人轟然倒地！

列寧所說的“這個”后面，其實還有“那個”，即特權思想。這是滋生官僚主義的根源。蘇共之所以亡黨，就是因為黨員干部“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出現了一批“脫離群眾、站在群眾頭上的特權者”。

中國共產黨人對此自始至終保持高度警惕。毛澤東提出進城趕考，“決不做李自成”，因為李自成的那一套還是“打倒皇帝做皇帝”，與過去的封建專制沒什么兩樣。這跟人民政權的性質和共產黨的宗旨水火不容且格格不入的！

特權思想到底有什么嚴重危害呢？

當年，八機部部長、井岡山老戰士陳正人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報告中寫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認真克服，干部和群眾生活距離如果不逐步縮小，群眾是必然會脫離我們的。”你看，搞特權脫離群眾不言自明，關鍵是群眾必然會脫離我們！毛澤東對此批示得更嚴肅：“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

特權思想最大的誤區，就是感覺搞特殊是“正常的”。中共元老謝覺哉曾意味深長地說：“我們共產黨進城了，當官的特權跟著就來了。很多人感到這是天經地義，我的親戚要我幫忙安排工作，覺得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覺得坐我的小車，吃得比別人好，穿得比別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這些對我們黨來講，不正常，危險。”

這種“天經地義”“正常”的觀念，當前在我們一些黨員干部身上還有沒有呢？不僅有，個別的甚至十分嚴重。一些同志潛意識里總認為，自身的能力、貢獻，哪一點趕不上那些富商巨賈，憑什么他們揮金如土，而我只能吃苦受窮！生活上特殊一些，算不了什么。如果沒有特權，當官干什么。這樣的“正常”心理，害了多少同志！

1980年2月29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著重強調：“共產黨員和干部應該把謀求特權和私利看成是極大的恥辱。”“極大的恥辱”，這五個字字字千鈞。須知，黨員干部謀求特權和私利，毀掉的不僅僅是自身的形象，更是黨的形象；葬送的不僅僅是家庭的前途，更是黨的前途！

從制度上思考拒腐防變的問題，是我們黨的一貫做法。毛澤東當年曾做了一個發人深思的對比。他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隨著我們掌握政權，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的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要差得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習主席強調：“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表明黨進一步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更加注重科學有效防治腐敗的制度設計。

著名新聞記者趙超構曾在燕大座談會上，充滿敬意地描繪延安印象：“能力大的，做的事多，也就是說，他是更多的群眾的牛，相同的，能力小一點的，自然是作一個較小的群眾的牛。”黨員干部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只能拿來為人民服務。如果說有什么特權的話，惟一的特權就是帶頭吃苦，像老一輩共產黨人那樣，俯首甘為孺子牛，給人民當牛做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