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士澄抵東京，即赴醫院探訪岡村說：以蔣先生目前企求確保兩廣及四川云貴，以策永久。正縮短戰線，將原長江下游國軍后撤并在臺灣組訓重整，希獲日本舊軍人之助力。岡村表示完全同意。
岡村即邀來前第一軍司令官澄田采太郎大將、前第五軍司令官十川次郎中將和小笠原清中佐。四人密室陰謀策劃后認為：日本戰敗后，中國政府和國民對解除武裝日軍王道寬大為懷……敝人等應銘感，中國國民、蔣委員長和何應欽將軍恩德。今彼受共產侵略，對此反共偉業，吾輩舊軍人誓愿為之效力。
岡村寧次，小笠原清(取中文名蕭立元，此時作岡村副官兼聯絡人)和曹士澄討論細節，擬成備忘錄，曹飛臺北面報蔣介石裁示。蔣介石決定先聘數十人協助國軍教育訓練及擔負某些必要工作。岡村寧次以本人多病，保薦前日本陸軍第一軍參謀長富田直亮少將為軍事顧問團團長。富田取中文名白鴻亮，由此該團也叫“白鴻亮軍事顧問團”。
為蔣介石出謀劃策
富田直亮等原日本將校19人，于1949年10月在東京和曹士澄簽約赴臺。“白鴻亮軍事顧問團”三批共83人，原官階自少將至少佐不等。當時，遠東盟軍總部對日本舊將校仍在整肅，管制極嚴。為防范被盟總及日本共產黨和左翼勢力發覺，他們以不同身份偽裝，先抵香港，然后再轉臺灣。入臺全部顧問人員均改用中國姓名，以本人日文名字諧音參照中國的姓氏及取名習慣而定。
團長富田直亮和副官荒武國光抵臺北后馬不停蹄地隨蔣介石飛往重慶，聽取匯報后，到前線視察，為國民黨國防部抵抗我劉鄧二野及賀龍部解放四川出謀劃策。為使日本顧問團人員努力教輔，蔣介石予優豐待遇。契約規定：赴臺者可先領安家費8萬日元，每月薪資平均3萬日元(約為當時臺灣公務員月薪的15倍)，上等膳宿免費供給。
在此之前，還有原日本蒙疆駐屯軍司令官、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官根本博中將等7人，在1949年6月前應邀偷渡入臺灣，又到福建金門指導國民黨軍筑防，依海島防御要領，參與制訂反登陸作戰預案。根本博等人于1951年返回日本。
日軍前將佐赴臺灣，當時是極嚴重違犯盟總禁令的。東京總部高層獲知此情報，麥克阿瑟派人向岡村寧次查詢命其作出解釋。岡村當即說，“這也并無損害美國的利益！難道不該感謝我們？”于是麥克阿瑟采取默認態度，只作不知。
雖機關算盡，死灰無法復燃
進入1950年，我國大陸地區已基本解放，但蔣介石仍妄圖死灰復燃，為了整訓、改造其部隊，他在臺北大直營地成立“圓山軍官訓練團”，并自任團長，副團長由孫立人擔任，曹士澄擔任副教育長，對大陸各地敗退入臺的軍師以上指揮官幕僚長“進行再教育”，每期抽調100人，兩個月一期。日軍顧問全力投入課程有“軍事大戰略研究”、“共軍戰術研究”、“世界戰史研究”(拿破侖作戰及兩次歐戰)等，進行兵棋推演和實兵實彈演習，并要求日軍顧問團兼辦作戰計劃，參與臺防籌劃。日本教官分情報、戰術、戰史、后勤四組(總教官白鴻亮)與華籍教官并肩任課。蔣介石對白團寄望甚切，對受訓學員親自點名、訓話，又個別召見詢問談話，指示“加強將官精神修養，提升精神戰力”。一年多有500人接受培訓。
兩年后，“圓山軍官訓練團”遷臺北市郊石牌，對外稱“實踐學社”，又名“革命實踐研究院黨政軍聯合作戰班”，簡稱“聯戰班”。學員是軍師以上三軍部隊長、黨政特及財經、文宣、外交、救國團高級干部，訓練主旨是“反共復國”。1957年后聯戰班還增設“兵學研究班”、“戰史研究班”、“科學軍官儲訓班”，日本顧問均參與教學研修指導。日本教官有關事宜統由曹士澄協調管理。受白鴻亮團教導培訓的軍政干部近萬人，諢名“地下國防大學”。
蔣介石還選定駐新竹湖口的三十二師請日本人督訓。蔣對富田直亮等要求將三十二師訓成“中山師”、“模范師”。該師官兵的訓練、實戰演習全系日軍模式。一年半后，蔣檢閱，表示“滿意”，將該師調士林官邸周圍作為“御林軍”。
蔣多次謀劃反攻大陸，“白鴻亮軍事顧問團”一直參與作業。“白鴻亮”在臺為蔣介石“反共復國”賣力同時，岡村寧次也在日本策動日本反共右翼勢力歌頌支持臺蔣。1953年，岡村還在東京組建了一個所謂“富士俱樂部”，核心成員有曾任職前日本參謀本部、陸軍省、海軍省及諸戰區的服部卓四郎、片山鐵兵衛、大前敏一、今岡豐等十余人，為臺蔣“收集情報資料、提供研析報告”。1961年6月17日，岡村寧次應邀以日本軍事顧問團總負責人身份秘密到臺灣訪問，受到蔣介石的親切接見。
死灰不可能復燃。雖然蔣介石和他的“顧問團”機關算盡，其結果也只是螞蟻撼泰山而已。隨著億萬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心、社會主義祖國的建設事業迅速繁榮昌盛、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戰斗力日益強大，蔣介石“反攻大陸”的美夢終成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