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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桂賢回憶粉碎“四人幫”:只有自己說少了4個沙發




歷史  加入時間:2013-8-2 9:00:12  來源:環球人物 

人的命運是可以改變的,但要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對吳桂賢來說,她的一生都與新中國的發展進程交織并進,伴隨著國家命運大起大落。

1951年,13歲的吳桂賢進入陜西省咸陽市西北國棉一廠細紗車間當工人。“文革”開始后,她被樹為“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和當時許多勞動模范一樣,被推上了政治舞臺。1975年,吳桂賢被毛澤東親自點名出任國務院副總理,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位女副總理,也是到目前為止任職時最年輕的副總理。改革開放后,她又成為深圳外貿集團公司與香港合辦的紡織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工會主席。如今,吳桂賢已經退休,受邀出任廣東省扶貧開發協會主席。回顧自己走過的路,吳桂賢說:“我是學毛主席思想長大的,心里只有黨和國家。”

為了孩子四處“化緣”

7月15日,在深圳羅湖區貝嶺居賓館餐廳內,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見到了吳桂賢和她的老伴王振濤。吳桂賢穿了一身黑色印花連衣裙,優雅樸素。她剛從外地考察回來,一落座就開始介紹她的扶貧工作。

“前陣子我剛去了云南,那里有全國唯一的傈僳族自治縣,就在金沙江邊上。我本以為新中國成立那么多年了,當地應該不會太苦,結果去了一看,孩子們沒有被子蓋,沒有鞋穿,跟我小時候一模一樣。”當地山路崎嶇,吳桂賢不小心崴了腳,可回到深圳,她顧不上休息,就一瘸一拐地聯系企業家朋友,給山區孩子捐了3500床棉被。

吳桂賢關注扶貧緣于一次偶然的機會。2006年,她和幾位退休的老干部一起去甘肅會寧。會寧是國家級貧困縣,同時也是著名的“高考狀元縣”,當地人把考上大學視為孩子擺脫貧困的唯一出路。那一年,會寧共有1000多個孩子考上大學,可臨近開學,還有380個孩子連上學的路費都沒有。“讀書對一個國家的國民素質太重要了!”吳桂賢當即決定幫這380個孩子上學。為籌集路費,她親自在深圳街頭設點募捐,“1分錢不嫌少,1萬塊不嫌多”。募捐過程中,有個從河南來深圳打工的洗腳妹一直認真地聽著講解,她剛來深圳,還沒領到第一個月的工資,就向同事借了50元錢,執意要捐。這讓吳桂賢非常感動。

2010年,廣東省扶貧開發協會成立,吳桂賢被選為首任主席。協會秘書長鐘韶彬說:“扶貧工作是‘厚著臉皮向富人要錢,帶著感情為窮人辦事’。吳大姐有熱心,有熱情,是扶貧的一面旗幟。”

廣東省扶貧開發協會推行“規劃到戶、責任到人”的扶貧工作,要求獲得第一手資料,對癥下藥。協會還獨創了產業開發扶貧和智力扶貧的模式,幫助貧困地區建立產業基地,并協助其與龍頭企業、銷售市場對接。吳桂賢非常重視調研、考察。她說:“經常有人告訴我這個地方窮,那個地方窮。但是,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我必須進行考察,根據當地情況確定扶貧思路。”

近幾年,吳桂賢的足跡遍布全國十幾個貧困縣。“我認為退下來的領導在身體健康的情況下,都應該走下去。”吳桂賢說,“我們當干部時太忙沒時間下去,現在有時間了,應該下去看看,一是了解一下在職時確定的政策對不對,二是了解一下民情,為現在的當政者建言獻策。”

后人難以理解的工作熱情

吳桂賢坦言,自己之所以這么關心扶貧和教育,與自己的經歷有關。

1938年,吳桂賢出生在河南鞏義縣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家中有兄弟姐妹9人,生活貧困。1942年,吳桂賢全家逃荒到陜西咸陽,父親打零工,母親帶著孩子在火車站撿煤渣。吳桂賢很小就表現出“有擔當”的一面。7歲那年,看到裹著小腳的母親顫巍巍挑著擔子,她就主動要求自己去挑擔。后來,家里生活越來越困難,她又提出獨自出去工作,“掙了錢寄回來給你們”。

1951年,吳桂賢參加了剛成立的西北國棉一廠的招工,成了這家企業的第一批工人,并被分配到細紗車間當擋車工(紡織廠操作織機的操作工)。

吳桂賢說,自己是在毛主席的思想和黨的培養教育下成長起來的。“我小時候沒讀過書,進工廠以后,參加夜校學習,第一課是語文老師教我們寫兩個字:工人;第二課是《為人民服務》;第三課是《紀念白求恩》;第四課是《愚公移山》。這四節課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礎。”1958年,吳桂賢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在職工業余學校里完成初中學業。次年,由于工作出色,她調入聞名全國的“趙夢桃小組”,擔任黨小組組長。

趙夢桃比吳桂賢大3歲,也是西北國棉一廠細紗擋車工。她是1956年和1959年的全國勞動模范,被樹為“全國紡織戰線的一面紅旗”。可惜的是,1963年,年僅28歲的趙夢桃就被病魔奪去了生命。

吳桂賢把在“趙夢桃小組”工作看成至高無上的榮譽。工廠要求工人提前15分鐘到崗準備接班,但吳桂賢每次都提前45分鐘就開始準備。早晨天不亮,她就起床刷牙洗臉,把辮子往帽子里一盤,急匆匆就往車間跑。紅燈一亮,吳桂賢準時開工,下了班她也不走,自己偷偷練技術。吳桂賢說:“后來的人很難理解我們工人的這種熱情。我從一個逃荒的窮苦人家孩子,變成了工人階級一員,還加入了黨組織,真是對黨、對毛主席滿腔忠誠,只想一心一意地把工作干好。”

為了不影響工作,吳桂賢從沒休過假。上世紀60年代,她經人介紹認識了在部隊研究院工作的王振濤,兩人談了6年戀愛,到吳桂賢31歲時才結婚。“我們談戀愛,實際上是他給我寫了6年信,我也只回過一封。他從部隊來看我,我總是那么忙。開飯的時間到了,我顧不上吃,只好給他一張飯票,讓他自己去吃。有時他給我洗衣服,有時他邊看書邊等我,看我忙,時間到了,背起部隊發的黃包包就走了。我很過意不去,他卻說,我反正是認定你了,鐵杵磨成繡花針,我也要等你。”

王振濤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就連結婚時,吳桂賢都抽不出時間去領結婚證,只能讓王振濤一個人去。她寫了一張條子:“我同意和王振濤同志結婚——吳桂賢。”王振濤拿著條子到了街道辦事處,辦事處的人嚇了一跳,說:“這是結婚啊,本人怎么能不到場呢!”王振濤找西北國棉一廠革委會到辦事處說明情況,才領到了結婚證。

1963年,吳桂賢被選為陜西省人大代表,后來又成為全國紡織系統先進典型。1964年,吳桂賢作為紡織工人的代表參加了國慶觀禮,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我激動得流淚了,手中拿著語錄本高喊‘毛主席萬歲!’”幾十年后,回憶當時的情景,吳桂賢依然覺得歷歷在目。

1966年,吳桂賢第二次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在人民大會堂,她聽了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的講話:“你們是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積極分子,是先進工人的代表,回去以后,如果覺得黨委是革命的,就要保他們。如果是不革命的,就要造他們的反。但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搞革命要在八小時之外去搞,不要在生產中搞革命。”這年9月,“趙夢桃小組”的工會組長帶了6個人,要去“支援”西安工業學院造反隊。吳桂賢拉不住她們,就一個人管了8臺車床。她還動員別的姐妹們不能停工停產。“造反也不能生產啊。我們都造反了,你們穿什么衣服啊,光屁股去造反嗎?”吳桂賢說。

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后,吳桂賢開始進入領導層。1970年,她被任命為西北國棉一廠黨委副書記,次年又當選中共陜西省委委員、省委副書記。1973年,中共“十大”上,她再次被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那時她還不知道,中央首長的點將,很快就要點到她的頭上。

“好像鳥被關進籠子”

1974年8月18日,吳桂賢進京開會,會議結束時,毛澤東批示:“陳永貴、吳桂賢兩同志留下參與政治局工作。”對這次工作安排,吳桂賢事先毫無準備,“也沒帶多余的糧票、多余的錢,就這樣走馬上任了。”

若干年后,吳桂賢對于主席當年的決定才略知原委。幾年前,吳桂賢去看望上世紀70年代曾任陜西省委副書記的黃經耀,黃經耀告訴她,當時不是陜西省委將她推薦到中央,而是周恩來親自點名。據說在1974年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提出政治局女同志太少,應該增加,并推薦了上海的一個女造反派頭頭。周恩來立即針鋒相對地表示,要從西北的工人勞模中選拔。他連夜打電話給陜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李瑞山,要求速調吳桂賢的檔案到中央。黃經耀說,當時他們是派飛機把吳桂賢的檔案連夜送給中央的。提拔吳桂賢也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因為早在1974年以前,他就計劃提拔一批工農基層干部到中央,往領導隊伍中“摻沙子”,把黨中央打造成“工農商學兵集合”,政治局要有這5個方面的代表人物,而吳桂賢恰好符合“工農基層干部”的出身。

留在北京后,吳桂賢負責“文革”中被破壞的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共青團的重建籌備工作,她感到壓力很大。“我36歲進政治局參與工作,年齡最小,開會討論問題時,我就聽著,不吭聲。”剛進政治局沒幾個月,吳桂賢就感到氣氛很微妙。“江青和鄧小平一開會就爭論,毛主席說他們是針尖對麥芒。我瞅瞅旁邊,葉帥不說話,先念也不說。這里和基層很不一樣,我覺得這個地方不適合我,滿身的勁使不出來,好像鳥被關進籠子里了,感到很拘束。”那段時間,她常常在心里對自己說:“桂賢,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你要記住主席這句話,你可千萬少說、多干啊。”

住宿也讓吳桂賢感到不習慣。到中央后不久,她搬進了釣魚臺國賓館11號樓。住進來的第一個晚上,她看到上下兩層樓里有很多房間都空著,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晚上沒睡好覺。她想,這要在工廠,能住下上百名工人姐妹吶。

當時住在釣魚臺國賓館10號樓的是江青。1975年春節過后,王振濤帶著4歲的兒子來北京看望吳桂賢。吳桂賢當時與丈夫“約法四章”:不讓孩子往外跑、室內保持安靜、丈夫不要隨意出門、在院里不隨便與首長講話。但一天晚上,王振濤和兒子還是撞見了出來散步的江青。江青一看見他們,就徑直進了吳桂賢住的樓質問:“這里只能住領導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補委員才能住進來,家屬怎么能進來呢?”吳桂賢只能帶笑說:“馬上讓他們出去。”之后,吳桂賢要求搬出釣魚臺,說是怕孩子影響領導同志休息。后來,她搬到了花園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來。

1974年底的一天,周恩來因病未能出席政治局擴大會議。當天晚上,吳桂賢來到醫院看望周總理,在病床前,她第一次向總理表達了想回西北國棉一廠的想法。

吳桂賢說:“總理,今天一是想您,來看看您。第二呢,就匯報一下我來了這幾個月的思想和你叫我分管的工青婦籌備工作。”當時在場的鄧穎超馬上表示:“桂賢同志,你跟總理匯報工作,那我就走了。”吳桂賢忙說:“大姐你別走啊,我匯報工作,您還是我們工青婦的老領導啊,是我們婦聯的老大姐,你不能走。”鄧穎超說:“桂賢同志,給總理匯報工作,我從來不參與的。”

吳桂賢簡單匯報了負責的工作,然后說:“總理啊,我來中央工作幾個月了,我覺得我年輕,知識面也不廣,經驗也不足,想回基層鍛煉鍛煉。”但周恩來沒有同意她回基層的要求,只是笑著表示,希望她“留下來繼續學習”。

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吳桂賢在國務院副總理的候選人名單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她還是覺得自己一來年輕,二來沒有經驗,不適合做副總理,又一次找到周恩來,希望換一位有經驗的老同志。周恩來回答說:“桂賢同志,這只是個候選名單,你能不能選上還不知道呢!馬上就要開會了,看大家選舉吧!”結果,吳桂賢順利通過選舉。這次大會任命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同時任命了12位副總理,其中有3個人格外引人矚目,分別是:山西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排名第七;西北國棉一廠紡織女工吳桂賢,排名第八;天津內燃機廠工人孫健,排第十二。

作為副總理,吳桂賢分管紡織部和衛生部。吳桂賢表示自己對紡織業比較熟悉,但要她管都是知識分子的衛生部,恐怕不行。周恩來再次鼓勵她:“讓你們3個年輕人(陳永貴、吳桂賢、倪志福)上來,就是要培養你們。”然后他又問:“桂賢同志,你參加九大,毛主席講的話你還記得嗎?”吳桂賢說記得,毛主席對工農委員講“三三制”,三分之一勞動,三分之一學習,三分之一下去考察。“對,你就按照毛主席的‘三三制’去做。”周恩來說。因此,此后3年多里,吳桂賢每年都打報告回到陜西3個月。先到西北國棉一廠,然后參加省委常委會,跟省委書記一塊下鄉,到渭南、漢中等地區,深入基層解決問題。

會議室里少了四個沙發

吳桂賢第一次聽到“四人幫”的提法,是1975年5月3日。當天,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四人幫”:“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這讓吳桂賢很吃驚:“居然還有人要架空毛主席呢。”

更讓吳桂賢沒想到的是,1976年10月6日晚,她親身經歷了粉碎“四人幫”的過程。她回憶道,當天晚上,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打電話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開緊急會議。平時政治局開會,都要提前告知,但那天開什么會、會議什么內容都沒說,大家都不知道。

吳桂賢趕到玉泉山9號樓時,會議室里已經坐了很多人。一進會議室,吳桂賢就發現少了4張沙發。其他人都沒有說話,只有她說:“少了4個沙發。”就在這時,工作人員向汪東興報告,應該到會的人全部到齊了。這讓吳桂賢更加奇怪了。大約22點,華國鋒和葉劍英從里間走進會議室來。華國鋒說:“剛才,桂賢說少了4個沙發。是的,今天少了4個沙發,那4個人永遠都不會來了。”

會議由華國鋒主持。他首先向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通報中共中央已對“四人幫”采取了行動。接著由葉劍英報告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實施了隔離審查。這次會議從10月6日22點,一直開到第二天早上4點多,整整一個通宵。

“文革”結束后,中央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吳桂賢再次產生了回陜西的想法。1977年9月,黨的十一大之后,吳桂賢給華國鋒主席、黨中央打報告,請求回陜西。“我親自寫了報告,沒叫秘書代筆。”吳桂賢說,報告交上去之后,華國鋒給她打電話:“你也知道接待元首我是第一次,我要做準備,所以你等等,我接待完鐵托后抽時間再見你。”

后來,華國鋒與汪東興一起接見了吳桂賢。吳桂賢跟華國鋒說:“把我的副總理免了吧,我在報告上寫了要回西北國棉一廠工作。”華國鋒說:“副總理就不免了,等開五屆人大再說吧。不要回西北國棉一廠了,你還是陜西省委副書記之一,回陜西省委工作吧。”吳桂賢沒有再堅持,只想快點離開北京。“當時心里想,只要放我離開北京就好,那感覺就像鳥從籠子里飛出來了。”

回到陜西的當天夜里,吳桂賢顧不上休息就直奔西北國棉一廠。得知“趙夢桃小組”在上夜班,吳桂賢穿上工作服就往車間走:“我是個工人,我的姐妹在上班,我也要上班!”因為坐了20多個小時車,又沒好好休息,吳桂賢在車間里一直吐。姐妹們讓她在一邊休息,她不肯。“不行,把我的4臺車給我!”那一夜,她工作到了天亮。

但讓吳桂賢沒想到的是,回到陜西后,關于她的謠言和大字報開始四處蔓延。有人說她是在中央犯了錯誤被趕回來的;還有人說她的子女生病時,曾動用專列到北京看病;甚至說吳桂賢當副總理時回答外賓問題,居然點了李時珍的名字,讓外賓認識一下……“這種關于我的笑話,我聽得多了。這些笑話傳到國棉一廠,我的姐妹們都急得哭了,誰知道怎么編出來的?有人認為我文化低,其實,我看過很多歷史資料。李時珍這樣的知識小學生都知道,我怎么會鬧出笑話呢!”吳桂賢說,自己當副總理的3年,總想著“不能給工人階級丟臉”,想做點實事。在會見外賓之前,她都會提前查看外交部送來的材料,生怕出紕漏。歐美國家的人名很難記,她就把代表團團長的名字寫在一個小紙片上,壓在茶杯下面,萬一忘記了,她就挪挪茶杯看一眼。

“做人最難了,人的嘴是扁的,舌頭是軟的,什么都說。我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這輩子什么酸甜苦辣都嘗過,一路各種運動都經過了。我要不是度量大,早就不在了。”吳桂賢說,自己一心聽毛主席和黨的話,盡了自己的力,不怕別人怎么說。

1981年5月,胡耀邦主持工作后,曾專門針對吳桂賢作了一個批示,指示陜西省委為吳桂賢安排工作,并對她回地方幾年的表現進行公正評價。陜西省委有意將吳桂賢安排到省婦聯或省總工會工作。但她本人堅持留在西北國棉一廠,擔任黨委副書記。1982年,吳桂賢再次獲得陜西省勞動模范稱號。

把“趙夢桃精神”帶到深圳

1988年,吳桂賢又做出了一個驚人之舉。這年4月,深圳副市長朱悅寧帶隊到陜西考察。考察期間,深圳外貿集團副總經理李瑞榮忽然提出到吳桂賢所在的西北國棉一廠去看看。當時,深圳外貿集團與港商合資建了一家三資企業——鴻華公司,準備將其辦成一家紡織、印染和服裝生產一條龍的大型企業。

吳桂賢與深圳來賓會了面,陪同深圳客人參觀了西北國棉一廠。李瑞榮一下子就看中了這位曾經耀眼奪目的副總理,力邀吳桂賢“孔雀東南飛”,赴深圳發展。在丈夫的鼓勵下,50歲的吳桂賢只身來到深圳,擔任鴻華紡織印染公司副總經理,半年后又升任董事長兼副總經理。

上任后,僅用了10天,她就招了108名員工,老中青搭配,從工人、技術員到總工程師一應俱全。一開始,生活設施跟不上,吳桂賢和其他7個人就住在兩室一廳的房子里。同時,她還多次到有關部門游說,爭取員工進城戶口指標。有一次,坯布(供印染加工用的本色棉布)供應緊張,她9次前往新疆等地購置坯布。對方一聽說是吳桂賢,都感到十分驚訝:“吳桂賢不是赫赫有名的西北國棉一廠的紡織女工,還當過國務院副總理嗎?現在她為特區效力,我們應該大力支持呀!”

1998年,吳桂賢退休了。她不僅從事扶貧事業,還帶頭成立了深圳市振興陜西促進會,為陜西招商引資,搞宣傳。“夢桃精神就是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不但自己要先進,還要幫助大家人人先進。”吳桂賢說,“我們這一代人受傳統教育、毛澤東思想灌輸長大,我心里只有黨和國家。只要還有力氣,就愿意再做點事。”

“改革開放多好啊!”采訪的最后吳桂賢感嘆,“你們年輕人遇到了好時機,是在大好形勢下長大的。你們要珍惜好政策、好時光。”




編輯: lu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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