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中共中央向國民黨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以期“兩黨重新合作共同救國”。9月1日，周恩來致函陳果夫、陳立夫:“國共兩黨猶存敵對，此不僅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國力，自速其之。”表示愿意外出商談兩黨兩軍相關問題，并希望陳氏兄弟敦勸蔣介石“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
但蔣介石解決“兩廣事變”后，對紅軍的態度又強硬起來。曾養甫十分明確地告訴中共代表張子華，國共兩黨達成妥協的基礎是陳立夫所提的四項條件，而這四項條件的核心是:“實現指揮與編制之統一”，中共“應于此時放棄過去政治主張，并以其政治軍事全部力量置于統一指揮之下。”
11月12日，毛澤東致電中共駐東北軍聯絡代表劉鼎，表示可以接受陳立夫所提四條，即共產黨公開活動，蘇維埃繼續存在，蘇區派代表參加國會，紅軍改名照國民革命軍編制及待遇，但不變更原有人員。同時委派潘漢年為正式代表，迅速重開談判。沒想到陳立夫在會談時，竟然以發通牒的口氣，要求立即取消對立的政權和軍隊，紅軍可保留3000人，師長以上領導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后按才錄用。
潘漢年當即予以拒絕，并拿出《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要求以此為基礎談判。這其中就要求國民黨停止進攻紅軍和取消根據地，紅軍服從統一指揮與編制，但“不變更共產黨人員在紅軍中的組織與領導”。蔣介石費盡心機，就是要將這支軍隊從共產黨那里剝離出來。這當然不能為中共所接受，況且，共產國際也給中共明確指示:談判的結果必須是“保存我們的絕對領導、組織系統和軍官成分，并且絕不允許國民黨干涉紅軍內部任何事情。”中共中央致電潘漢年，讓轉告陳立夫，這種條件，使我們“無法接受”。
蔣介石同意聯紅容共一致對外
隨著胡宗南的一個旅以上“剿共”部隊被紅軍全殲，蔣介石發現軍事進攻無法壓迫紅軍就范，只得又指示陳立夫告訴潘漢年，原先只允紅軍3000人，現在可以保留到3萬人，不是編遣，而是改編。
蔣介石雖將紅軍人數擴大了十倍，可卻仍然擺出一副招安的態勢。中共中央在接到潘漢年的來電后，立即回電:談判顯然無速成之望，“我們愿以戰爭求和平，絕不作無原則讓步”。12月10日，毛澤東致電潘漢年:
“紅軍在彼方忠實地與明確地承認其參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在這些上面我們并不堅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須用兩個政府(國民政府、蘇維埃政府。作者注)出面談判，但是必須兩黨(不是兩政府)平等地簽訂抗日救亡之政治軍事協定。紅軍不能減少一兵一卒，而且須要擴充之。離開實行抗日救亡之任務，無任何商量余地。”
西安事變的爆發，突然中止了蔣介石更大規模的“剿共”戰爭。中共中央這時必須審時度勢，謹慎從事。周恩來應張學良之邀于事變后的第五天到達西安。宋子文也將來西安善后。
經張學良安排，宋子文與周恩來于23日會談，沒想到會談取得意料不到的結果。周恩來在給中共中央的電文中說:“蔣暗示宋，改組政府，三個月后開救國會議，改組國民黨，同意聯俄聯共。”關于紅軍，則是“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據張學良轉告，蔣介石同意停戰，“令東路軍退出潼關以東，中央軍離開西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