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茨說，帶著這樣的態度，隨著諾曼底登陸而來的是“真正男性欲望的海嘯”，讓當地人民大吃一驚。她從諾曼底檔案中找到許多美國士兵性侵和公然猥褻的案例。比如在勒阿弗爾，當地人出門時幾乎肯定能撞見美國士兵與妓女在公共場合交歡。許多法國人聲稱，美國人的行為比德國人要糟糕得多，其中一人寫道：“他們襲擊、搶奪，把街道和我們的房子弄得團團亂。”
但羅伯茨的書也有問題。她沒有探尋戰場上的暴力體驗和對性的貪婪之間的心理聯系。她也沒有給出這些事件的規模，也許只有少量士兵是這樣的，但其比例不得而知。羅伯茨沒有詳述這些方面本身就透露了一點———她只想觸碰禁區，留待其他人為著迷于性愛的美國大兵來辯護。
為金錢臨陣脫逃
這不是我們習慣看到的關于二戰老兵的描述。另一本最近出版的著作也在質疑盟軍的英雄形象。記者查爾斯·格拉斯的《逃軍者：二戰最后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講述了1939年至1945年間，15萬英美士兵放棄軍職的事。這些故事以前從未被提起的原因，一方面是這些人覺得很羞愧，另一方面是我們想讓這些英雄永垂不朽。然而，通過講述這樣的故事，格拉斯打破了將近70年無人觸碰的禁忌。
格拉斯用大量篇幅描述了許多士兵在血腥戰斗的壓力下失去人性的過程。格拉斯描述的戰爭與我們習慣在《兄弟連》中看到的狀態相去甚遠，因為許多士兵在不同的部隊間調動，從未能與同伴建立任何深厚的友誼。約翰·韋恩在電影《硫黃島浴血戰》(1949年)里刻畫的指揮官像父親一樣的形象也被無情地顛覆了。的確有許多軍官自己也身負重傷，無暇顧及尋求指導的普通士兵。雖然英勇事跡在這本書里也比比皆是，但這種英雄主義標準是多數士兵無法做到的。
雖然他十分同情這些士兵，但格拉斯也認為，這些士兵在戰場下的行為是不可原諒的。他在書中說，一些逃軍者不是被炮彈嚇退的，而是看到賺錢的機會，通常和暴力犯罪團伙攪和在一起。他們性放縱，在黑市牟取暴利，甚至從事暴力犯罪。
殘暴不遜日本兵
如果說羅伯茨和格拉斯質疑了英雄的形象，那么曼徹斯特大學研究東亞歷史的阿倫·威廉·穆爾的新書則顛覆了怪物的形象。穆爾在《書寫戰爭：士兵記錄下的日本帝國》一書中，通過200多名日本、中國和美國士兵的日記審視了當時的亞太地區戰場。
據他描述，日本士兵遠非許多西方人仍然堅信的是“被洗腦的機器人”，日本士兵展現的思想和行動的自由度與中國和美國士兵完全一樣。他們能夠在目睹暴行時表達不滿和懷疑。1937年，一位日本士兵在南京大屠殺后抵達南京時驚恐地在日記中寫道：“這是日本兵干的嗎？”
同樣，只有日本人殘暴的想法也是錯誤的。穆爾描述，許多美國士兵與日本人的殘暴程度完全一樣，包括將囚犯亂刀砍死，斬首，把油炸過的日本人的耳朵或手指作為戰爭紀念品。穆爾直言不諱地指出：“在這一方面，美國人與其東亞的對手沒什么區別。”日本士兵拒絕投降的傳奇其實主要是怕被美國人虐待，而非什么特殊的狂熱。
也許最讓人不安的是穆爾對士兵寫日記的分析。他說，在美國、日本和中國，士兵的想法和感受都受到上級的嚴密監視。因此，他們平時表現的是自我控制的一面，寫日記成為這些士兵說服自己聽從國家命令的有效手段。
也許相比上一代人，或者10年前，我們現在能更加舒服地表達質疑，而過去我們深深地陷入對冷戰或反恐戰爭非黑即白的論斷中。也許我們武裝部隊今天的所作所為(比如阿布格里卜監獄丑聞)也讓我們不禁懷疑他們過去表現得如何。
不論最近歷史學家和出版商想要打破禁忌的原因是什么，關于正義戰爭的論調不會輕易消散。這些故事得以持續的原因是，我們會對自己感到好受，對我們的父母或祖父母感到好受，對培養我們的國家感到好受。這些故事讓我們同過去產生情感聯系。時報廣場上的這一吻比任何知識分子追求的細節真相更能滿足我們靈魂深處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