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1989年12月20日

我本人的工作作風、工作方式或者說思想意識方面的問題，主要的是兩條：一是對干部要求過嚴，過分了，不利于調動干部的積極性。二是發揚民主、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聽取不同意見方面不夠。

這兩個問題是有聯系的，對自己的思想意識、多年來的缺點，一直沒有很好地克服。很多問題上自以為是，比較主觀，看一些問題有時比較片面。一年多來，這些確實也引起了自己的注意。現在有些局長反映比較怕我，因為我沒到上海工作時，上海就傳得很厲害，說朱镕基厲害得不得了，見面就給你下不了臺，所以一看到我就害怕。后來跟我接觸，大概體會到我不會整人，講完就完了，但是確實也感到難以相處。我覺得這個毛病在于自己對很多工作急于求成，往往不能設身處地體諒下級的困難，要求過高，所以一講到什么問題就很急，好像非要人家很快解決這個問題不可，往往給人家下不了臺。一個局長，人家也是個不小的官，幾十歲了，你當面給人家下不了臺，確實使人家以后不愿給你提不同意見了，這樣就堵塞了言路，不利于黨的工作。這個毛病恐怕不單是對下面，有時候對一些老同志也有不少冒犯之處，這應該引起自己很好地注意。

民主集中制問題，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澤民同志離開上海以后，我覺得自己的擔子是很重的，作為一個主要領導，我缺乏這種能力和素質，也缺乏這種鍛煉。自己兢兢業業，總是想發揚民主，綜合集體的智慧，搞得穩一點，做決定的時候多聽各方面的意見。自己想這樣做，但還是有很多缺點，今后應該很好地注意，應該感到自己擔子很重，穩定上海這個責任很大，在黨性方面應該要求自己更嚴格一些。昨天國棟、行志同志講得語重心長，我們能不能接好這個班，確實是應該謙虛謹慎。我在這里想，不光我一個人，我們整個市委常委班子大家都要謙虛謹慎，但我是主要領導，我不謙虛就更不得了。上海的很多工作還沒有做好、上海的工作如果能做得更好，將對穩定大局、幫中央分憂起很大作用。我們實際上沒做得那么好，我們應該更加謙虛謹慎地對待上海的工作。為了保證把工作做好，這次在北京和澤民同志來上海時，我都跟他說了，我還是應該把自己工作的重點放在市委，主要是多考慮黨的建設方面的問題、黨風的問題，多做一些干部的工作，多聽取一些老同志的意見和各方面的意見，把黨建設好，把黨風整頓好。所以我請示了澤民同志，也和黃菊、邦國同志商量了，今天和各位常委、老同志商量，我是想這樣：政府工作主要由黃菊同志協助我抓起來，實際上主要由黃菊同志擔負起來；市委工作，即使我把工作重點放到市委這邊來，如果我完全陷到市委的所有工作里面去，也還是不可能考慮大一點的問題，而且這方面我也不如邦國同志熟悉，所以我希望市委工作由邦國同志協助我全面抓起來，我希望主要由邦國同志抓起來。這樣我就能稍微超脫一點，多做一點調查研究。昨天行志同志也贊成，我明天就想到農村去，到一兩個縣里去調查，研究一下黨的思想建設、領導班子建設和基層組織建設。宋平同志特別講了這三個建設，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現在農村問題很多是發生在黨內的問題，也就是領導班子問題和基層黨組織不起作用的問題。多做這方面的調查研究，在一些大的問題上能提出一些意見。

明年困難還是很大，要穩定上海也不是那么容易，我心里想一個很主要的問題，還是抓黨風建設，我就希望超脫一點，來抓這件事。黨風建設的主要內容是廉政，廉政實際是黨風好轉的最低綱領、最低要求。現在上海廉政有一點基礎，但真正搞好廉政建設，還是要抓好黨風，還是要抓黨的建設、抓領導班子的建設、抓思想建設。

3 1990年8月24日

關于廉政問題，市紀委征求的意見中，對我提得還是比較少。不是說我沒有多少問題，嚴格地講，自己還做得很不夠，今后還要注意。今天大家對我的思想作風、領導作風、民主集中制方面提出了意見，我先把市紀委的征求意見中對我的意見念一下：“大家感到我們在參加的一些會議上，經常聽到镕基同志十分嚴厲地批評某某同志，要撤某某同志的職，這樣有副作用，好像他的權力大得無邊。他們提出，批評要看對象，要有一定范圍，現在市委、市政府好像只有朱市長的話才頂用，這樣長久下去并不是一種好現象。許多同志見到朱市長不敢講話，反正你說什么，就按你的辦，干好干錯都是你朱市長的。近期镕基同志要注意克服這個缺點。還有的同志提出，在抓廉政的同時，注意多關心機關干部的生活，多找委辦主要領導談心。”昨天我找出了上一次民主生活會的記錄，當時大家都交了心，我看了當時我作的檢查就是這兩條。第一條是對干部批評過多，有時要求過嚴、過分，這不利于調動干部的積極性。現在看起來，我對自己的要求還不夠嚴格，檢查還不夠深刻。同志們提出我有些批評不恰當、不符合實際，或者說不公正，這樣干部很難受，也挫傷了干部的積極性。去年我檢查說，我在發揚民主、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聽取不同意見方面還做得不夠。今天檢查起來，恐怕我這個毛病自上次檢查以來沒有改好。國棟同志、行志同志多次語重心長地給我提出意見，我也感覺到對這個問題應該引起注意。我接到的人民來信，對我也有不少意見。一方面是今年以來工作中困難比較多，有時急于求成，有時覺得在困難面前辦法不多，心情比較急躁，因此對干部的批評比較嚴厲。另一方面，也確實滋長了一些驕傲自滿情緒，對很多問題自以為是，不夠謙虛謹慎。有一個階段，記者要求采訪我，約我寫稿的多得不得了。對此我一概拒絕，不搞專門采訪，也不寫文章，但是我們的報紙有時登我的消息比較多。過去比較注意，這一次上海謠傳我跑到美國去不回來啦，所以我回來后，允許報紙這幾天天天有我的消息。我注意到了，到此為止，以后不能再搞了。特別是“某個事朱市長一批示，問題才解決”這種報道千萬不要搞，大家會說，如果他不批示呢，是不是上海什么事也不能辦了？就是說，自己一是急躁，一是有點自滿，因此批評下面的多，和市委常委、市委領導核心交換意見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