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國新娘，聽起來浪漫，但或許更多的卻是我們自己加諸在這個詞匯之上的想象。真正的異國新娘，她們面臨著不同文化的沖突，她們還面臨著無法割舍的鄉愁。新京報記者分幾路探訪福建、河南、內蒙古等地，觀察不同的異國新娘在中國的生活，發出系列報道。本期記者的觀察和感悟也告訴我們，異國新娘，有其產生的原因，但她們的存在更該提醒我們，正視這個群體的存在，讓她們也能享受到公共生活及應有的一些權利，或許是當下更該做的事。

　　蒙古新娘，幸福背后的異國孤獨

　　當我在中蒙邊界的城市二連浩特尋訪采訪對象時，最大的難題來了——語言障礙，雖然我在內蒙古出生和長大，但蒙語對我來說，就是一門外語。和蒙古新娘們交流，我只能找來翻譯。

　　“我會死在哪呢？”

　　蘇日瑪是我找到的第一個蒙古新娘，帶我找到她的，是她丈夫張貴林的姐姐，她們住所只隔著一條街，但姐姐很少來弟媳婦家，“她不會說漢語，我們也不會說蒙語。”

　　那天，因為沒有翻譯，當張貴林的姐姐離開時，我們只能沉默地共處一室，尷尬充滿房間。

　　第二次來蘇日瑪家，我帶著翻譯紅梅，這次我明顯感覺到，交流中她語調中的輕快。

　　“想回你的蒙古老家扎門烏德嗎？”“扎門烏德？不去！”蘇日瑪回答的堅決，她解釋，她得照顧丈夫，不能回去。

　　聊天的過程中，蘇日瑪突然抬起頭，面對干凈的墻壁，提到死亡，“你說我會死在哪呢？”沒等我們反應過來，她又自己回答，“我還是希望能葬在蒙古老家，嗨，誰知道呢？”她和翻譯相視而笑，我突然鼻子一酸，為了蘇日瑪眼里那對落葉歸根的渴望。

　　“讓兒子上漢語幼兒園”

　　身材高挑的圖雅，有一個兩歲多的兒子。圖雅說，剛來中國時，她想家，常常背著丈夫偷偷哭。現在，“有了兒子，我才不那么孤單了。”

　　最近，她開始擔心兒子阿德勒重復她的孤單，“他也只會蒙語，樓下的小朋友聽不懂他講話。”

　　每天，圖雅都會帶阿德勒去公園。我問圖雅，“在公園會碰到和你一樣的蒙古媽媽嗎？”圖雅搖了搖頭，“很少。”長椅上，她點了根女士香煙，遠處，阿德勒在廣場上撲騰著小腿奔跑，看見有別的小朋友來了，怯怯地站在一旁，又跑向媽媽。“等他三歲了，就讓他上漢語幼兒園，學漢語，和小朋友在一起，才不會孤單。”她說。

　　我想起中學時和朋友去郊游，五人中有三個是蒙族，當他們用蒙語聊得哈哈大笑時，我和另外一個女同學卻有一種被排除在外的感覺。

　　而這些嫁來中國的蒙古媳婦，她們大多只能聽懂簡單的對話，很少能說出一句完整的漢語。她們生活在這里，是否也如同當年身在蒙族朋友當中的我？

　　□劉珍妮（新京報社會新聞部記者，8月29日發表《蒙古新娘草原上的幸福》）

　　“留守”的越南新娘

　　提到越南新娘，最容易讓人聯想到的，是電影里裙裾飄飄，身材曼妙的溫柔女子，頭戴斗笠，騎車從木棉花下穿過，耳邊想起電影臺詞：戀戀三季，生生不息。

　　其次，它可能帶著些“販賣婦女”、“買賣婚姻”的交易色彩，或是一種由貧苦嫁入富庶之地的姿態。

　　而在河南林州，嫁入中原的越南新娘，真實的生活與上述都相差甚遠。她們因愛情嫁入中國，有外嫁的復雜情緒，也有努力的適應，細微末節處，能看到兩種文化的碰撞。

　　最讓我驚訝的，是越南新娘對于中國農村留守模式的適應程度。她們很快就接受了中國丈夫外出打工，自己獨自在家照看小孩的事實。而“留守”在越南，還并不是常態。新娘們告訴我，大多數越南男人沒有離鄉背井，而是選擇留在妻兒身旁。

　　年輕的媳婦黎氏清，甚至在我們采訪時充當了一回翻譯。當地方言極其難懂，而阿清的婆婆不懂普通話，在我們詢問時，阿清將我們的話翻譯給婆婆聽，再告訴我們婆婆回答了些什么。一旁好奇的村民有些忍俊不禁：“你們兩個中國人講話，還要一個外國人翻譯。可笑不可笑？”

　　新娘阿垂已經完全能夠適應中國的食譜，她甚至包攬了一家人中午的飯菜，姑姐的評價是：“她做的比我做的好吃。”

　　她們也有留守的煩惱：何氏歡和我們熟稔后，從拘謹沉默切換到小女兒情態，她拉著我去衣柜里看她自己在越南時親手做的衣裳，顏色亮麗，樣式時髦，并不遜于一個成熟中國裁縫的手藝。她希望能有家自己的店鋪，為人們量體裁衣，這原本是她在越南的愛好，如今因為生活在鄉村，沒有客戶，做衣服的愛好也只能擱置一旁。

　　遠嫁異國，鄉愁可能伴隨越南新娘一生，丈夫們也在尋找排遣這種鄉愁的方法。在我回京后不久，何氏歡的丈夫給我發了好幾條微信和照片。他說，他召集了妻子和她的越南新娘朋友們，一起去不遠的河邊游泳。兒子中秋節生日這天，他還打算邀請所有的越南新娘過來聚聚。這是這位中國丈夫貼心的一面。

　　□朱柳笛（新京報深度報道部記者，8月27日發表《越南新娘的愛情和留守的鄉愁》）

　　緬甸新娘：“熟悉”的陌生人

　　最初到陳孝武家時，他當地的弟媳也在，面對兩個女人，我一下懵住了，哪個才是緬甸新娘呢？

　　和當地人看起來一樣

　　見到所有接受采訪的緬甸新娘后，我接受了一個事實：她們和當地人幾乎沒有差別，起碼在長相、舉止和言語上。

　　緬甸女人們不都是穿筒裙嗎？“早就不穿了，只有偶爾洗完澡時穿。”來自緬甸的喊雪告訴我。緬甸人吃飯不是手抓嗎？“早就會用筷子了，”孫華彬說自己的老婆兩個月筷子就用順手了。最開始的語言不通，也幾乎都在不過半年后被迅速克服。

　　我總是嘗試著去問街坊們，“她們和當地媳婦有什么不一樣？”村里人說不上來，“剛開始皮膚黑，但頂多感覺是外鄉的。”

　　我去追問她們的家人。家人們唯一能記起的是她們吃飯的口味有點重：麻辣、油炸的。

　　為什么找不到緬甸的痕跡？

　　也不是沒有。初到寧德，喊雪在長者面前按緬甸風俗總是貓著腰走過，“否則不禮貌”，喊雪奇怪的舉止惹出了笑話，之后她便學著像其他人一樣在老人面前大搖大擺。

　　除此，喊雪似乎也想不出，還有什么不同在細碎的生活中被抹去。

　　她們是否真的不孤獨？

　　找不到不同是否意味著她們已經融入了？

　　在我采訪過程中，有一種感覺，那就是她們對外界充滿了防備。這使得我問到她們的過去或家鄉的情況時，這些緬甸新娘總是支吾著：“和這兒差不多啦。”

　　但事實是，這些緬甸新娘給人的感覺是游離在外，和當地人沒話說。

　　嫁到當地五年了，米拉至今說不上來村委會在哪兒，是干嘛的。她們的手機通訊錄里，除了老公和娘家人，就是緬甸姐妹們的電話。

　　而有時，最好的姐妹，可能兩三年才見上一次。因為幾乎不識一個漢字，她們甚至都很少坐車出門。

　　但在她們的臉上，似乎看不到孤獨和哀怨。作為一個習慣了社交活動以及身邊熙熙攘攘的城市人而言，我至今仍然難以理解。

　　“我老公做飯好吃，不出去干活也曬不著。”米拉說自己雖然當初被強迫嫁給老公，但她認為自己找到愛情了。這或許是支撐她的幸福吧。

　　除了米拉，其他人對愛情說不上來，而話題都是離不開孩子，離不開孩子們的戶口問題。

　　米拉只會1到10的英文，來客人了就讓女兒背一遍，女兒有些不情愿，她就半威脅著，“那以后就不讓你上學了，把你賣了。”她不知道女兒以后是否會上大學，“有文化，她能找到工作養活自己就行了。”米拉說。而問起對生活的打算，她們的話題又回到了孩子身上。

　　對于我而言，她們無疑是一群特殊的采訪對象，因為她們的異國背景，也因為她們在現實中面臨的困境。或許，一個族群融入另一個族群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但真正的融合是否還需要足夠多的寬容和開放？希望有一天，再次走進那個鄉村的時候，我能夠真正走近她們的內心，看到真正和當地人一樣的緬甸新娘們。

　　□范春旭（新京報社會新聞部記者，8月26日發表《緬甸新娘和她們的中國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