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機時代，APP數量多如牛毛，很多開發者希望通過提升自家產品的排名來吸引注意力、提高下載量，于是不少人打起“刷排行榜排名”的歪主意，催生“刷榜”地下產業鏈。80后蔣某借此年入千萬元，成為不少違法APP實施違法犯罪的幫兇。不久前，江蘇連云港市贛榆區檢察院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對蔣某等12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見12月15日《中國青年報》）
目前，法院尚未作出判決，但此案釋放了強烈的警示信號：“刷榜”涉嫌違法，而為不法APP充當幫兇的“刷手”，很可能面臨法律的制裁。
APP“刷榜”與電商平臺的“刷單”在本質上是相似的，都是通過不正當手段提升美譽度，前者為了騙取下載量，后者是為了增加銷售額。“刷榜”既涉嫌欺詐消費者，又涉嫌不正當競爭，是比較典型的商業毒瘤。這種行為蔓延，既有不良APP開發者缺乏誠信的因素，又有“刷手”推波助瀾的因素，而“刷手”以消費者身份“現身說法”，欺騙性、迷惑性無疑更強。任其肆意妄為，極有可能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不僅可能擾亂正常的網絡秩序，而且容易滋生違法犯罪行為。
雖然近年來不少“刷榜”行為遭到了司法的嚴懲，但懲治的對象大多局限于APP開發者和運營者，幕后的幫兇“刷手”還沒有被常態化地嚴懲。即使有，也多是民事或行政責任的追究。這不僅助長了“刷手”惡意“刷榜”的囂張心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刷榜”地下產業的發展。所以，此番對“刷榜”行為及“刷手”祭出刑罰利劍，更具標本兼治的導向意義。
“刑罰的威懾不僅在于其嚴酷性，更在于其不可避免性。”依法追究涉嫌犯罪的“刷手”的刑事責任，不僅有助于通過刑罰高壓威懾，倒逼其懸崖勒馬，而且有助于激勵更多被“刷榜”侵害的商家提升維權積極性，從而在更大范圍形成共治格局。為了網絡空間的風清氣正，不僅要讓“刷榜”鏈條上的每一個參與者都付出相應的代價，并且要讓嚴厲打擊整治形成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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