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農民工總量比上年增加241萬人，增長0.8%。農民工流向出現新變化，中西部地區吸納農民工就業能力進一步增強，越來越多農民工選擇從事第三產業。這反映出隨著中西部地區新型城鎮化加快發展，正有序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同時，隨著占GDP比重持續增加，勞動強度較小的第三產業也越來越吸引年輕一代農民工。
農民工群體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近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9年，我國農民工規模繼續擴大，總量達到29077萬人，比上年增加241萬人，增長0.8%。
近年來，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農民工的流動去向也發生了不少新變化。例如，中西部地區吸納農民工就業能力進一步增強，越來越多農民工選擇從事第三產業。
農民工流動出現新變化背后，折射出中國經濟轉型發展哪些新變化？隨著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又將對農民工的勞動能力和素質提出哪些新要求？有關專家接受了經濟日報記者采訪。
中西部吸納力變強
2019年，在我國農民工中，本地農民工達到11652萬人，比上年增加82萬人，增長0.7%；外出農民工17425萬人，比上年增加159萬人，增長0.9%。
農民工都去哪里了？從監測情況看，在東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比上年減少108萬人。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區吸納農民工的能力進一步增強，達到12396萬人，比上年增加352萬人。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表示，隨著東部地區轉型發展，勞動力密集型、出口導向型企業有所減少。而且，機器換工進程加快，企業用工也在減少。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區依托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脫貧攻堅等政策機遇，加快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一大批制造業、服務業項目加快落地，創造了大量勞動崗位，拓寬了本地農民工就近就地就業渠道。
“在東部地區產業轉移過程中，中部和西部省份在吸收部分邊際運輸成本較低的行業方面具有天然勞動力優勢與制度環境優勢。”北京師范大學統計學院教授李昕表示，近年來，廣大中西部地區鐵路、民航、電力等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為經濟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也為就業崗位供給提供了有力支撐。
中西部地區新型城鎮化加快發展，也是吸引農民工就業的重要因素。“根據《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我國將引導1億人口在中西部就近城鎮化，這有助于引導產業有序轉移，進一步縮小東中西部發展差距。”李昕表示，目前我國中西部地區除個別省會城市外，已基本取消城市落戶限制，這對于吸引勞動力回流有著重要作用。
“總體而言，中西部地區吸納就業能力進一步增強，表明我國區域均衡發展進一步增強，中西部與東部地區差距逐步縮小。”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教授汪彬說，近年來中西部地區憑借相對優惠的地價和廉價勞動力承接了東部地區產業轉移，就業吸納能力越來越強，中西部地區很多農民工可以就地就業。
汪彬指出，中西部地區城鎮化提速，基礎設施建設大力推進，催生了更多就業崗位。脫貧攻堅力度加大，農業扶貧項目、工業園區、扶貧車間、公益崗位等吸引了一大批貧困地區農民工就近就業。此外，中西部地區工資水平增速快于東部地區，也進一步增強了農民工本地就業的吸引力。
年輕一代更“挑活兒”
從就業狀況看，2019年，從事第三產業的農民工比重為51%，比上年提高0.5個百分點；從事第二產業的農民工比重為48.6%，比上年下降0.5個百分點。
記者注意到，在第三產業中，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和住宿餐飲業崗位更受“青睞”，農民工就業占比均為6.9%，分別比上年提高0.3和0.2個百分點。在第二產業中，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比重比上年有所下降，從事建筑業的農民工比重比上年略升0.1個百分點。
“我國第三產業發展持續加快，占GDP比重持續增加，創造的就業崗位也快速增加，勞動力更多向第三產業聚集。這也符合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李昕表示，隨著我國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升，現階段以服務業為主的不可貿易部門已取代可貿易品部門，成為我國新增城鎮就業的主要來源。
汪彬認為，“三二一”產業結構是一個發達經濟體的重要體現，我國三次產業結構比例正朝著這個趨勢和方向發展。隨著成為國民經濟第一大產業，第三產業也成為吸納就業人口數量最大的產業。目前，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比達到55%。
“第三產業既包括金融、軟件等高端服務業，也包括餐飲、快遞、旅游等勞動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領域的勞動力需求更大。”汪彬表示，服務業就業形式靈活，存在很多非正式就業人口，如城市家政服務、網約車司機等，這也是第三產業能夠成為吸納就業主力軍的重要因素之一。
李佐軍表示，近年來，我國農民工文化程度總體上有所提升。從監測報告看，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農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2個百分點。隨著勞動力文化程度不斷提升，加上文化旅游等第三產業快速發展，吸引了更多勞動力向第三產業聚集。
“更重要的是，從事第三產業的農民工勞動強度比制造業、建筑業總體上要輕一些，但月均收入水平差距不大，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的月均收入水平甚至高于制造業和建筑業。在此情況下，一些文化程度相對較高的年輕一代農民工更傾向于從事勞動強度更小的第三產業。”李佐軍說。
供需錯位有待解決
監測報告顯示，2019年，我國農民工平均年齡為40.8歲，比上年提高0.6歲。從年齡結構看，40歲及以下農民工所占比重為50.6%，比上年下降1.5個百分點；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24.6%，比上年提高2.2個百分點，近5年來占比逐年提高。這也意味著，我國農民工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
“盡管我國人口總規模超過14億，但新一代農民工供給已經不及老一代農民工。”李佐軍說，與過去農民工進城多以“務工”為目的不同，現在許多年輕農民工進城更愿意自主創業當“老板”。這也加劇了一些崗位“招工難”和用工年齡不斷增加的局面。
在李佐軍看來，應對農民工群體老齡化問題，一方面要繼續加大對年齡偏大的農民工培訓，提升其掌握基礎網絡信息技術應用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對年輕一代農民工培訓力度，提高勞動技能；還要穩步提升建筑業、制造業等一線崗位工資待遇水平，提高吸引力。
“農民工老齡化是歷史趨勢。”汪彬建議，當前，一是要加快產業轉移升級。要從根本上防止農民工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缺口，就必須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對傳統產業改造提升，使勞動力需求與產業結構相匹配。
二是要加快實施機器換工。目前，廣東、浙江等東部沿海地區已開始實施這一戰略。實踐證明，工廠自動化、智能化水平提升，可以顯著減少對一般工人的需求。
此外，要提高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對沖勞動力數量不足問題。特別是要提高教育質量和水平，提高勞動力素質，即提高人力資本水平，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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