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員終身追責是現代政治中的一個基本常識，無論時間過去多久，公職人員都必須為自己的過錯埋單
● 近年來，國家逐步推出終身追責的反腐機制，以倒逼官員依法用權，遏制官員搞“期權腐敗”，即官員在任時給人好處，待卸任后再拿好處
● 健全依法決策機制，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機關內部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
法治日報8月15日消息，8月4日，張玉環故意殺人案再審宣判，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原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原審判決，宣告張玉環無罪。自1993年10月27日起，張玉環已被羈押了9778天，是目前公開報道中被羈押時間最長的申冤者。
案件宣判后，張玉環說：“我這27年所經受的苦難，并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解決的，我要求司法機關追究刑訊逼供人員的刑事責任。”
采訪中，有專家告訴《法治日報》記者，中央政法委早在2013年7月就出臺了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并就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提出明確要求。終身追責制的追責不僅僅包含刑事追責，還有黨紀處分、政紀處分、政務處分。我國刑法對追究刑事責任規定了追訴時效，過了相應期限后就不再追究，但現行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和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沒有對違反黨紀政紀行為的追究時效作任何規定。“官員終身追責是現代政治中的一個基本常識。無論時間過去多久，公職人員都必須為自己的過錯埋單。對張玉環刑訊逼供制造冤案的有關人員，即使無法追究其刑事責任，但相應處分肯定是免不了的。”
實行錯案倒查問責，切實防止冤假錯案
近年來，刑事司法領域暴露出來的一些冤假錯案令人震驚，不斷挑戰著司法的權威，沖擊著人們的心理底線。
對于張玉環案，武漢律師陳勇認為，根據刑法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刑訊逼供或者暴力取證將面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這種情況下，刑訊逼供追溯時效為五年。不過如果刑訊逼供造成嚴重后果，比如構成故意傷害的，追溯時效可達到20年，但27年仍超過了上述年限。不過刑法還規定了追訴時效延長的制度，其中規定被害人在追訴期限內提出控告公檢法應當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追溯時效延長是在1997年制定的，但張玉環案發生在1993年，是否適用這一規定存在爭議。”
早在2013年7月，中央政法委就出臺了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針對執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根據現行有關法律規定，對審判環節疑罪從無原則、證據裁判原則、嚴格證明標準、保障辯護律師辯護權利等作了重申性規定，并就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提出明確要求。
2015年3月，公安部印發《關于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深化執法規范化建設全面建設法治公安的決定》，明確提出實行辦案終身負責制和錯案倒查問責制。
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指出，法官應當對其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承擔責任，在職責范圍內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
9月2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關于完善人民檢察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規定，檢察官必須在司法一線辦案，并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一旦確認發生冤假錯案，將一律啟動問責機制。其中規定，檢察人員應當對其履行檢察職責的行為承擔司法責任，在職責范圍內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
安徽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張運書認為，當公檢法無遺漏地被終身追責所覆蓋，這意味著對冤假錯案的終身追責開始貫徹到整個司法流程，說明司法改革的步伐穩健且有力。正視錯案的成因，科學界定錯案標準，探索終身追責的合理性、原則與界限，不僅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一個事關重大的政治問題。
張運書說，以刑事訴訟為例，如果將某個個案認定為錯案，并且要對法官啟動終身追責，實體上至少應同時滿足下列情況：第一，被告人已被法院終局性定罪量刑。第二，被告人必須是事實上無罪的蒙冤者。第三，裁判者對事實的認定存在錯誤，主觀上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并且被告人對自己的遭遇沒有過錯。第四，被告人受到刑罰之苦，即刑罰客觀上已經全部或部分實際執行。
《法治日報》記者梳理得知，以往冤假錯案的追責結果并不理想。2016年2月，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追責結果公布，公檢法系統共有27人被追責。除了時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副局長馮某某因觸犯職務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以外，其余26人均是黨內處分或行政記過處分。
終身追責日漸完善，成為社會廣泛共識
近年來，國家逐步推出終身追責的反腐機制，以倒逼官員依法用權，遏制官員搞“期權腐敗”，即官員在任時給人好處，待卸任后再拿好處。
《法治日報》記者梳理得知，官員終身負責制目前已在多個領域推廣，比如司法領域的錯案責任追究終身制、建設領域的工程質量責任終身制、環保領域的環境污染終身追責制等。
曾幾何時，一些領導干部為了政績，不惜負債經營大搞形象工程，將沉重的負擔留給繼任者和當地群眾，造成“為官一地，造孽一方”的現實。等到負面效應暴露時，他們已經拍屁股走人了。
廣東省惠州市一位官員告訴《法治日報》記者，少數領導干部之所以熱衷于這種短期行為，根源就在于我國缺少有效的責任追究機制，從而導致公務行為中出現的失誤，往往隨著相關責任人的調動、升遷而一筆勾銷。
2012年3月17日，廣東省深圳市曾率先發布《關于廉潔城市創建中誠信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征求意見稿）》，擬規定公務行為將實行終身負責制，公務行為出現過錯的，責任的追究不因行為主體的職務變動、崗位調整而分離。
在國家層面，最先提出終身責任追究制度的是《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提出，健全依法決策機制，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機關內部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
據此，甘肅、江蘇、湖北、山東等地陸續出臺重大行政決策程序實施辦法，提出“決策機關違反規定造成決策嚴重失誤，造成重大損失、惡劣影響的，應當倒查責任，實行終身責任追究”。
此前，湖南省寧鄉縣發生特大洪災，導致重大損失。湖南省委進行責任倒查后，在相關通報中點出了不少問題，其中包括2010年修當地一個公園景觀工程項目時，當地違規決策，降低防洪堤高程，將一段河堤高程降低了1.3米至1.5米。之后，針對這一問題，省市縣三級防指先后6次下發整改通知或督辦函，直至洪災發生仍未按要求整改到位。
事后，寧鄉四任縣委書記被追責。除了現任縣委書記外，另外三人，一人已調任其他縣市擔任書記，一人已提拔為市委副書記，另一人提拔為市委常委、統戰部長。
近年來，在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公布的審查調查消息中，已經離退休官員被查處的案例并不少見，持續釋放出反腐無禁區、越往后執紀越嚴的強烈信號。
今年1月，江蘇省無錫市廣益建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陸振華被開除黨籍、取消退休待遇，其涉嫌犯罪問題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據調查，陸振華在2005年至2019年，伙同相熟20多年的老板馬某違規獲利600多萬元。這些違法所得，陸振華都讓馬某單設一個賬戶替自己保管。直到退休多年后，自認為安全了，才讓馬某把這筆錢連同利息轉給自己，結果沒過多久就東窗事發。
近年來，在唯GDP論的考核壓力下，一些地方官員為了把經濟指標搞上去，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造成了大量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等問題，影響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2015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提出建立領導干部任期生態文明建設責任制，對違背科學發展要求，造成資源環境生態嚴重破壞的要記錄在案，實行終身追責。
湖南工商大學廉政建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潘超告訴《法治日報》記者，對于各級領導干部的問責并非沒有，只是長期以來存在一個顯著弊端：如果領導干部調任或退休，只要不是特別重大事件，一般情況下就不再追究責任。針對這一問題，終身負責日益成為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成為黨中央對各級領導干部的常態化要求。這就意味著退休不再是“避風港”，調離也不再意味著安全著陸，責任不再隨著時間、空間的變化而失效。
2019年9月1日，國務院制定的《重大行政決策程序暫行條例》正式施行。在該條例中，倒查責任實行終身責任追究的，不僅包括“決策機關違反本條例規定造成決策嚴重失誤”，也包括“依法應當及時作出決策而久拖不決，造成重大損失、惡劣影響的”。
加強法治政府建設，有效實現權責統一
今年7月14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發布信息，遼寧省政協原副主席劉國強退休3年后被查，成為實施終身追責的又一個案例。據不完全統計，僅7月至今，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的退休人員已超100人。
追訴時效，是指刑事法律規定的對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責任的有效期限。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不再追究刑事責任。
追訴時效制度是世界各國共通的一個法律制度。該項制度的設置主要基于以下幾種考慮：第一，維護社會關系的穩定；第二是敦促司法機關提高工作效率，對犯罪人要及時追訴，及時行使訴權；第三，因時間久遠，證據有可能已經湮滅，在司法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當前發生的犯罪更值得司法機關重點打擊。
《法治日報》記者梳理發現，2018年10月1日實施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沒有追訴時效的規定，《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也只是在第五十二條中規定“有違法違紀行為應當受到處分的行政機關公務員，在處分決定機關作出處分決定前已退休的，不再給予處分”，但對在職公務員違紀行為沒有規定追究時效。
隨著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目標的提出，國家、政府、社會的一切行為都要有合法性依據，官員終身追責制也不例外。
早在2004年3月22日，由國務院印發實施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中已經提出，要建立健全決策跟蹤反饋和責任追究制度，“行政機關應當確定機構和人員，定期對決策的執行情況進行跟蹤與反饋，并適時調整和完善有關決策。要加強對決策活動的監督，完善行政決策的監督制度機制，明確監督主體、監督內容、監督對象、監督程序和監督方式。要按照‘誰決策、誰負責’的原則，建立健全決策責任追究制度，實現決策權和決策責任相統一”。
2010年10月10日，國務院印發的《國務院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指出，要加強重大決策跟蹤反饋和責任追究，“對違反決策規定、出現重大決策失誤、造成重大損失的，要按照誰決策、誰負責的原則嚴格追究責任”。
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立法咨詢專家胡功群認為，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很有必要，一是可以有效督促決策者進行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當一個決策者能夠意識到其決策所帶來的后果和責任將伴隨終身時，必然會引起高度重視，經過充分論證和仔細推敲后才能實行。二是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可以有效實現權責統一。權力和責任是一體兩面，行使權力就必須要承擔責任。只有把權力和責任有效地統一起來，才能真正規范權力的運行，使法律的威嚴得到彰顯，使治理體系更加完善。三是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可以有效維護政府公信力。政府公信力是社會對政府認可程度的直接反映，是各項政策落實的重要保障。通過責任追究制度，可以鞭策政府制定更加科學、正確的決策，從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實現更高效的經濟社會治理。
胡功群說，目前我國官員問責的主要依據是公務員法、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及《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等。除了公務員法、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之外，其他多是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這種規范性文件形式的法律效力等級還不夠高。
“建立官員終身追責制還需要統一立法的步伐，具體可以采取兩種方式。”胡功群認為，一是修改現行公務員法，增加終身追責制的規定；修改黨內監督條例，實行黨政同責，終身追責制也要適用于黨委(黨組)及其成員。二是制定統一的官員責任終身追究法律，對終身責任追究和責任倒查機制的原則、追責主體、擔責主體、追責程序、救濟辦法、法律責任等予以清晰規定。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法治與司法改革中心首席專家郭澤強認為，對公務行為的責任追究不設期限，是現代政治中的一個基本常識。對公職人員進行終身追責，將責任追溯貫徹到底，是責任政府的應有之義。終身問責既是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要實行責任制，而且要終身追究”等重要講話精神的具體舉措，也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等要求的具體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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