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所高校陸續發布了2020年畢業生質量報告，其中的畢業生薪酬情況備受關注。尤其是“某大學畢業生平均年薪18萬元”一經發布，立刻點燃了輿論，在各網絡平臺不斷被討論。
如果一位大學生剛畢業就能拿到18萬元年薪，大家大多會表示贊揚和崇拜；假如一所大學一屆畢業生的平均年薪能達到這個數字，更多的會是驚訝與感嘆。畢竟，對于相當多工作許多年的職場人士來說，將近18萬元的年薪都是非常可觀的收入，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
“驚嘆”同時，這一數據也催化著部分大學生的焦慮。很多外校學生會感嘆一句“不愧是別人家的大學”，本校學生也紛紛表示“我拖學校后腿了”“我也想像他們一樣強”。壓力、迷茫，是這些留言共同的“旁白音”。
按照心理學的觀點，人一生的焦慮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同輩比較”以及“對未來的未知”，倘若二者疊加，焦慮指數也會飆升。很多大學生對未來的工作、生活等還處于摸索階段。此時，一份畢業生平均年薪數據擺在他們面前，在對自己與他人的反復對照中，他們難免會感到壓力，甚至自卑。
不過，對該數據的準確程度還是要打上一個問號。該校2020屆共有8161名畢業生，調查問卷的最終有效樣本為3709個，僅為45%。樣本本身也不符合隨機抽樣與分層抽樣的原則，據相關負責人透露，部分畢業生未反饋薪酬數據，而部分高薪酬的畢業生則較主動填寫了數據。如此看來，這一數據不能說完全準確。
就算數據真實可靠，一個數字真的能定義畢業生的生活嗎？薪酬不是一個孤立的概念，作為生活中的有機存在，它與工作性質、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工作壓力等都息息相關，不該被作為單一的量化數據來比較。
在當下，數據無處不在，一切皆可量化，就是相親見面前也要問一句，“您給自己顏值打幾分？”按照麥克盧漢的觀點，數字作為一種媒介，也建構了我們的思維范式與看待世界的尺度，殊不知，數據在呈現“真實”的同時也在消解“真實”。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在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年收入20萬元，一定比在三線城市年收入10萬元生活質量更高嗎？想必答案很復雜。
數據作為孤立、單薄的存在，無法呈現復雜、多元的真實生活；同時，數據是一條只有“高與低”的單向度軸，截除了更多元的選擇與更豐富的追求；而同一個數據之下，也有著千姿百態的人生。倘若沉迷于對數字的追求，便很容易忽視自身的獨特性與真實需求，這便是“數據催生焦慮”的重要原因。
就像在就業時，薪資并不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有人選擇“旱澇保收”的穩定，有人喜歡“朝九晚五”的輕松，有人想要“體面大方”的聲譽，也有人投身基層，或是扎根貧困縣、貧困村，為使命奮斗，為理想躬行。
同專業的學生會有不同的出路，不同專業的發展方向與“錢景”更是存在差異，我們每一個人的能力、性格、追求、向往也各有不同。與其糾結“畢業生年薪”的數字，不如先想想自己想要什么、自己適合什么。畢竟，薪酬可以量化，生活卻不可以量化，你不是任何平均數據之下的樣本，你只是獨一無二的真實自己。到那時你會發現，“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僅僅是一句雞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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