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連人都沒生過，拿什么質疑人生？！”《失戀三十三天》里，大老王大罵黃小仙。
這句話的潛臺詞就是，你沒生過孩子，你的人生就不完整。
對于很多人來說，不生孩子大致有兩種原因：不想生和不能生。
中國人口協會2012年公布的《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顯示，目前全國平均每8對育齡夫婦中，就有1對面臨生育問題，不孕不育率達到12.5%至15%，接近發達國家的15%-20%，治療失敗的約占66%。此外，隨著國內二胎政策的放開，對于一些想要孩子但已不能生育的人來說，“借腹生子”的需求明顯大增。
一個龐大的“地下代孕王國”由此“蓬勃發展”。
“借腹生子”產業鏈
2月18日，以提供輔助生殖服務為主的四川錦欣生殖醫療集團有限公司(下稱“錦欣醫療”)謀求港股IPO，發布了一份招股說明書，引發了市場的軒然大波。
這份招股說明書提到，據美國弗若斯特沙利文公司的研究，全球不孕癥患病率從1997年的11.0%上升到了2017年的15.0%，其中中國2017年也達到了15.5%。這就意味著，中國2017年約有47.7百萬對不孕癥夫婦，預期于2023年將增加至約5620萬對。而根據最新的人口統計數據，2018年末中國育齡婦女人數為3.46億人。
兩組數據結合意味著，每100名育齡婦女中，有近14人無法正常生育。然而，錦欣醫療稱，2017年中國的輔助生殖服務滲透率僅6.5%。輔助生殖被描摹成一個高速增長、前景廣闊的好生意。
事實上，代孕這項“產業”早已從海外蔓延進國內。
“海外代孕很麻煩，花銷也大，我們現在都轉做國內代孕了。”當21新健康記者以需要代孕為由咨詢某“地下”代孕機構時，工作人員說道。
而在代孕市場，“人”也變成了“人”的工具。
“我大學剛畢業，需要一筆錢出國，你們這邊還需要代孕媽媽嗎？”以想做代孕媽媽的名義，21新健康記者聯系到了武漢的一家代孕機構。
“可以的，還在招人，”這名工作人員介紹道，“但是需要住在武漢，我們這里會有保姆照顧。”
“生完孩子之后，你總共可以拿到20到26萬。”邊說著，該工作人員邊給記者發來了代孕的傭金介紹，林林總總共十幾條，詳細列出了對代孕媽媽的健康要求和報酬說明。
“個人隱私方面有保證嗎？”記者問道。
“放心，絕對保證您的個人隱私。”該工作人員信誓旦旦地表示。
21新健康記者了解到，目前國內存在大大小小的代孕機構，總共誕生了多少代孕嬰兒尚無法統計。但是國內創辦最早的一家AA69代孕網表示，其網站自2004年創建開創中國代孕行業至今，已成功誕生1萬余名嬰兒。
以下是21新健康記者整理的部分代孕機構的價格：
此外，還存在著各種五花八門的代孕服務。
21新健康記者走訪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和廣東省婦幼保健院(越秀院區)婦產科，發現在女廁所遍布著各種代孕產子的小廣告，即便是墻面上貼著醒目的“禁止貼(寫)小廣告，違者罰款5000元”，也無濟于事。如“試管供卵代孕包生男孩”、“包男孩、包懷上、包成功、不成功退全款、7周驗性別”等小廣告隨處可見。
記者聯系到廣州的一家代孕機構，表示想做志愿者，詢問價格。
對方以為記者是詢問供卵的價格，便要求記者將個人資料發過去。“看你的基礎條件，價格在1萬到5萬之間，你填完資料，我們會給你一個合適的價格。”
“代孕的話，代媽到手是17萬。”該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
記者又以尋找代孕媽媽的名義聯系到了成都的一家代孕機構，該工作人員熱情地給記者介紹了代孕流程。
“其實很簡單，來成都先考察我們的機構，然后簽單，促排卵，取的過程不會耽誤多少時日。”該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代孕媽媽百分百是中國人，可以選擇。”說著，該工作人員給記者發來了多位代孕媽媽的照片，包括居住環境。
值得注意的是，該工作人員發來的照片全是高清無碼，上圖馬賽克是記者自己打的。代孕機構所謂的“絕對保證個人隱私”可見一斑。
“全包的費用是多少呢？”記者問道。
“全包65萬，選性別的話是85萬，想要雙胞胎或龍鳳胎再加10萬，但不能保證成功。”該工作人員表示，“如果失敗就按照選性別包成功85萬計算。”
對此，某三甲醫院生殖健康科醫生對21新健康記者表示：“顯微鏡＋操作系統估計需要幾百萬的成本，以他提供的信息來看，性別是懷了以后看B超篩查，不是通過做pgd篩。對比醫院促排加取卵總共也就3-5萬、移植一次幾千元的花費來說，非常暴利。”
而對于實際操作過程中的風險問題，該醫生向記者說道：“類似機構可能會花錢從醫院請在生殖健康中心工作過的工作人員前來操作。”
據記者了解，“包生男孩”這一項，說起來容易，對代孕媽媽卻是極其殘忍的，因為一旦發現是女孩，就要做人流強行打掉。
中國醫學科學院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主任翟曉梅表示，婦女與妊娠有關的死亡率很高。中介不會告訴代孕母親，給別人懷孕，有可能給她們軀體上心理上帶來長期風險。
“我們公司做這個已經8年多了，從未出現過代媽的問題，懷孕期間還有醫生的保胎和后勤管理。并且生產這塊我們從孕媽懷孕3個月開始就在三甲醫院建卡，直到出生都是全程醫院進行。當然，出生時是選擇順產還是剖腹產，是醫生根據當時的情況而定的。”上述成都代孕機構的工作人員介紹道，“整個體檢包括抽血，都是在三甲醫院，試管移植是在我們機構。”
工作人員還表示，“我們整個實驗室是層流的，做到百萬級空氣無菌凈化，視頻中有操作熱臺、培育箱、養囊箱。”所謂層流，就是空氣凈化無菌操作。該工作人員還強調，實驗室工作人員“百分百是三甲醫院臨床醫學專家”。
法律倫理風險大
2001年衛生部出臺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第3條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
然而，這一規定“形同虛設”。
在國內，不管是代孕媽媽還是雇主，他們與代孕機構簽訂的任何合同均不具備法律效力，并且由此可能產生的倫理問題也不能忽視。
2012年，《廈門一“失獨”家庭請人“代孕”引發撫養權官司》曾在網絡上引發熱議。來自廈門的王立(化名)是一家電子公司的老板，在女兒因車禍不幸死亡后，原本幸福的一家三口變成了兩口，成了“失獨”家庭。
妻子年紀大，不能再生育，夫妻倆為了再要一個孩子，通過代孕機構認識了王娟(化名)，請她幫忙代孕。
據王立介紹：“當時說好代孕期間生活費是每月5000元，抱小孩時再付20萬元，不過沒有簽書面合同，只是口頭約定。”后來，按照王娟的要求，王立每月給她的生活費提高到1.5萬元，先后給了20多萬元現金。
在妻子的默許下，王立和王娟保持了一年多的性關系，在2011年8月生下女兒小米。然而第二年3月，生下女兒的王娟卻以愛女心切為由，拒絕將孩子交給王立。王立一氣之下，斷了女兒的撫養費。
于是，王娟將王立告上法庭，要求獲得孩子的“撫養費”。
王立表示，自己與王娟之間存在代孕協議，理應獲得孩子的撫養權。然而，法院最終的判決結果是孩子的撫養權歸王娟所有。
21新健康記者從律師處了解到，《婚姻法》中關于父母與子女認定關系的確定是代孕現象沒浮于水面、沒引起關注的時候。把醫院出生證明作為確認關系的依據，一是證明了母體分娩，二是出生證明是便利又直接的證明方式。這個案件中，首先孩子是有代孕者的基因存在的，且代孕協議在國內不受法律保護。其次，就算代孕媽媽與孩子沒有血緣關系，法院判給雇主的可能性不大，因為一旦這樣做，就是變相承認代孕合法。
另一方面，代孕媽媽的相關權益也不一定能得到保障。2017年3月24日，代孕媽媽小西在廣州花都區婦幼保健院(胡忠醫院)誕下一對雙胞胎早產兒。孩子一出生便被送到保溫箱救治。得知是早產兒，雇主和中介都不管不顧，承諾的產后傭金也遲遲沒有到賬。
當小西聯系雇主何小姐時，對方反問她“7個月大的孩子能要嗎？”
由于小西的個人信息和當初入院填寫的不一致，而且早產兒在保溫箱治療的后續費用高昂，預計要十萬元，因此她沒法順利出院。
無奈之下，小西聯系了媒體。在媒體的介入下，中介才表示會將傭金打到小西卡里。
富人的嬰兒工廠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外代孕消費者“媽媽”對21新健康記者坦言：她在36歲時通過中介機構進行海外代孕，花費巨額請了美國白人進行代孕，在自己的朋友圈，選擇海外代孕消費人群相對經濟實力較強。
目前，國內代孕立法仍待建立和完善。而在印度，自2002年商業代孕合法化后，印度的代孕產業蓬勃發展，全國運營著超過2000家代孕中心。有機構估計該產業每年為印度創收23億美金，印度被全世界稱為“代孕天堂”。
而每一個“代孕媽媽”的背后，都是迫于生活的無奈和巨大的風險。
自2015年，泰國、尼泊爾等傳統代孕大國紛紛出臺禁止商業代孕的法規后，東南亞的代孕資源迅速向柬埔寨轉移。到2016年10月，柬埔寨內政部官員稱，國家再窮也不能靠代孕減少貧困，拒當“出售嬰兒的工廠”，針對商業代孕的禁令隨之發布。有些代孕中介轉入地下，有些則流竄他國。
在假裝尋找代孕媽媽時，記者也向代孕機構提出了法律方面的顧慮：“代孕會不會牽扯到法律問題呢？我先生不太放心。”
“國內2005年法律禁止代孕，2006年又刪除這一條款。目前國內這塊兒已經非常成熟，國家雖然沒有說允許，但是目前這一塊處于監管的灰色地帶。”該機構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不孕不育家庭國內一年以十萬家庭遞增，這些家庭如果不考慮這塊兒(代孕)就不可能有后代。”
然而21新健康記者查詢了國家相關規定，發現該工作人員的回答并不“專業”。
2015年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中“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的條款被刪除。而并非該工作人員所說的2006年就刪除了。
在“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這一條款被刪除之后，國內曾掀起一場國家是否已經允許代孕的大討論。在生育低迷的特殊時期，代孕產業則屢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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