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漢魯先生爆料稱送了7個月快遞，卻倒欠網點近12萬元。他認為，網點給他們的賬單中，有許多罰款理由“子虛烏有”。數十位快遞員一共倒欠網點100多萬。武漢郵管局一工作人員稱，已責成省區公司核查此事。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奇葩現象？因為快遞員身份有兩種，一是一級快遞公司直接雇用的快遞員，他們和公司屬于勞動關系，合同屬于勞動合同，歸勞動法管。二是快遞網點雇傭的勞務人員，他們和公司屬于勞務關系，簽的是承包合同，歸合同法管，而問題往往都出在網點。
一個一級網點的轉讓費要上百萬元，老板再按照每片區域十萬或更多的錢承包給快遞員。按理說正常經營也不會有多大問題，但問題是，如果總部把發件指標訂得高于網點實際能力，網點沒有完成，不僅面臨罰款，而且發件成本會上升，導致虧損。如果再加上快遞企業之間愈演愈烈的價格戰，降低攬件費，反映到末端網點上就是降低收件費，調高基層網點收件指標。一旦無法完成指標，網點將陷入惡性循環——收件少→收入降低→罰款重→虧損加劇。最后網點不得不轉讓，又坑了信息不對稱的新手。
網點要減少虧損，必然要堤外損失堤內補，尋找各種理由克扣快遞員收入。哪些地方能扣錢、扣多少，往往在合同里沒有明文規定，其肆無忌憚甚至到了讓快遞員崩潰的程度。比如送上樓就沒法在規定時間內送完，趕時間送完就沒法送上樓，橫豎都是要被罰款。
根據《勞動法》第九十一條規定，用人單位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工資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支付勞動者的工資報酬、經濟補償，并可以責令支付賠償金。但違法行為要通過法庭確認，快遞員打下官司來，短則一兩個月，長則一兩年，他們等不起。另一方面，如果強硬要錢，網點可能直接把他們承包的片區“砍了”，為此投入的押金、轉讓費等可能就打了水漂。如果直接走人不干了，則面臨著按照合同賠償。這或許可以理解一些快遞員為何不惜闖紅燈，為了一個差評和用戶急眼。
據媒體報道，近兩年來，全國多地出現“快遞員罷工”“網點關閉”現象，快遞員利益得不到保障，用戶利益更是受損，真正受益的多是總部企業。
快遞行業加盟體系暴露出總部企業和網點公司的矛盾。總部靠算法提高業務量，但忽視網點公司的利潤。網點公司重視利潤而忽視業務規范，擰巴的玄最終在快遞員身上崩斷。
中國電商的驕傲，物流發展功不可沒，而支撐起龐大物流網絡的，是一個個風里來雨里去的快遞員。如果快遞員入不敷出，不僅是在摧毀一個個快遞員的人生，更是在摧毀中國電商的根基。
互聯網企業基于算法的商業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規避勞動關系的套路，企業既能省下巨額人力成本，也可置身于零工勞務糾紛之外。勞務關系和勞動關系的一字之差，讓勞動者所能獲得的法律保護天上地下。這種狀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互聯網頭部企業必須改善管理方式、算法設計，在資本、消費者和靈活就業的勞動者三方權益之間尋求平衡點，讓商業發展更具人文關懷。
國家應設立算法倫理專門機構，負責算法應用倫理、規則、標準制定，不公平算法應用調查、處理等，并指定相關政府部門負責，加強對算法應用的有效監管。
《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行動方案》指出，打造一批物聯網產業基地和物聯網技術應用示范城市。希望示范城市不妨把保障快遞員權益的指標加進來。
各地工會也不妨把靈活就業人員都吸收進工會組織，解決新就業形態群體組織化程度過低的問題，用工會的力量向資本要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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