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2年的657萬人增加到2019年的2.36億人，流動人口占中國總人口的17%左右。
對比來看，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流動人口即達到2.21億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時增加1億人，增長82.89%，這背后是多年來農村勞動力加速轉移和經濟快速發展的結果。而在2014年達到2.53億峰值后，流動人口規模開始下降。
下個月，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將對外公布，屆時我們將更清晰地了解“十四五”時期的人口格局。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更充分的勞動力流動，更高質量的人口流動，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都具有積極意義。
今天，我們不妨通過最新版的《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社會融合評估報告》（No.2）（后稱《報告》），看看全國60個主要城市的流動人口社會融合水平，正視差距、補齊短板，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
綜合得分：濟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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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可以有效提升城市競爭力。”報告主編、國家衛生健康委流動人口服務中心主任肖子華早前在接受城叔采訪時表示，社會融合是解決中國“半城鎮化”問題的關鍵。
2019年1月《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社會融合評估報告》（No.1）對外發布，測評了2017年度50個城市的流動人口社會融合情況，其中，廈門拔得頭籌，呼和浩特排在最末。【猜你想看：報告|2.4億流動人口，是什么阻止你留下來？】
最新發布的《報告》將評估范圍擴大至60城，覆蓋了北上廣深和天津重慶六個超大城市。根據綜合得分，濟南取代廈門拿下頭名，而金華、溫州和臺州三座來自浙江的城市排名末尾。
2019年度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社會融合排名前十名分別是濟南、重慶、珠海、廈門、青島、合肥、成都、鄂爾多斯、惠州、大連；
排名后十的城市分別是三亞、紹興、蘭州、榆林、烏魯木齊、嘉興、昆明、金華、溫州、臺州。
整體來看，《報告》另一個變化在于，評估指標體系進一步細化，由“政治、經濟、公共服務和文化心理”四大維度聚焦到公共服務上，從隨遷子女教育、衛生健康、社會保障和住房保障四個方面著手，明確指向“流動人口在城市基本公共服務的獲得”。
報告副主編、國家衛生健康委流動人口服務中心研究員劉金偉向城叔表示，基本公共服務是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核心內容，體現了流動人口在制度和權益上被接納的程度，
“經濟是市場行為，文化心理融合需要一個過程，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當前流動人口迫切需要的，也是政府可以提供的。”
從評估結果看，60個城市公共服務融合綜合得分為60.87分，最小值42.01，最大值73.65，標準差為6.53。以100分作為理想化的標準，目前的水平還存在一定差距。（說明：標準差為統計指標，反應數據離散程度，數值越大表明相互之間差距越大）
△流動人口公共服務融合綜合得分分布圖
《報告》認為，一方面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工作取得積極進展，但與本地市民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大部分城市仍處于初級水平，“流動人口公共服務融合度偏低是一種普遍現象”。
劉金偉在解釋“濟南第一”時表示，主要是“沒有明顯短板”，四個指標維度均靠前。綜合得分也只有濟南和重慶超過70分。
子女教育：京滬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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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分項指標看，子女教育和衛生健康得分顯著高于社會保障和住房保障。
《報告》分析認為，由于近年來國家義務教育階段“兩為主”方針的確定（以流入地為主、以公辦學校為主）以及對衛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工作的重視，基本上解決了流動人口子女義務教育階段上學問題以及在城市基本衛生健康公共服務獲得問題。
但同時，由于社會保障的整體參保水平比較低，住房主要靠個人和家庭來保障，還沒有完全納入城市公共服務體系，導致流動人口公共服務融合總體得分偏低。
△流動人口公共服務融合四個維度得分雷達圖
具體到子女教育上，城市間差距依然明顯。《報告》顯示，流動人口規模越大、占比越高的城市，子女獲得公平教育的難度越大，對中考和義務教育入學門檻的限制是主要制約因素。
2019年流動人口隨遷子女教育評估得分平均值為76.74，最小值28.59，最大值93.50，標準差11.62。其中，排名最高的泉州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得分（93.50）是排名最低的北京市（28.59）的3.27倍。
得分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別是泉州、福州、武漢、成都、大連、重慶、大慶、唐山、合肥、哈爾濱；排名后十的城市分別是肇慶、海口、深圳、廣州、佛山、東莞、烏魯木齊、天津、上海、北京。
值得注意的是，從60個被評估城市來看，幼兒入園得分較高，為80.93分；其次是異地高考、異地中考，最后是義務教育入學，得分僅為68.11。
“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和異地中考得分低于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平均得分（76.74），這說明義務教育階段入學門檻的限制和異地中考政策限制是影響流動人口隨遷子女獲得公平教育的關鍵因素。”
劉金偉向城叔表示，在流動人口隨遷子女教育方面，應重點打破這兩項政策限制，讓他們不僅能夠獲得基本的教育，還能獲得相對高質量的公平教育。
住房融合：合肥最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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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是流動人口融入城市重要標志之一。
流動人口住房保障水平既體現了流動人口在當地獲得政策性保障的水平，也反映了流動人口在當地獲得住房的難易程度。
根據評估結果，2019年流動人口住房保障得分平均值為45.17，標準差11，其中，排名最高的合肥（67.51）接近排名最低的臺州（17.57）的3.84倍。
《報告》認為，住房保障方面，流動人口在流入地仍以租房居住為主，城市規模越大，流動人口獲得住房的難度越大。
比如，從住房性質來看，流動人口主要是以個人租住私人住房為主，獲得公共性住房的比例較低；從購房情況看，在城市購買住房的比例為23.41%；從購房意愿看，也僅有22.46%的流動人口打算將來在流入地所在的城市購買住房。
根據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流動人口家庭月均總支出約為4461元，家庭月均住房支出約1008元，住房支出占家庭總支出的比值達到22.6%。
劉金偉表示，在當前的環境下，流動人口通過自身努力改善住房的困難比較大，一方面是受制于現實制度因素，開發商偏愛高端商品房的開發，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保障房又覆蓋不到流動人口或難以申請。
“市場供給不足和政府保障房制度不完善兩個因素共同作用，使流動人口在城市擁有自己的住房難度較大。”
劉金偉向城市表示，隨著戶籍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入，“戶口”已不再是影響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關鍵因素，“有了住房，可以說就融合了一大半，他們的心也就能定在城里了。”
一個設想是，把流動人口在農村閑置的宅基地（建設用地）利用起來，置換成城郊的建設用地指標，繼而在保證國家基本農田總量不變的情況下，在大城市周邊建設流動人口買得起的保障性住房。
（文中數據及未標注圖片均出自2019年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社會融合評估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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