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從‘沒有’到‘有’，有一個過程，需要不斷總結、規范和提升。”在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四川恒和信律師事務所主任李正國提交了一份關于規范失信“黑名單”制度的提案。在他看來，近年來出現的“黑名單”泛化使用趨勢一定要得到糾正。
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及“黑名單”制度。其后幾年，我國人民法院、金融機構和鐵路、民航系統的黑名單制度在懲戒“老賴”、欠債人等嚴重失信人員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辦案和調研過程中，李正國委員發現，在一些地方，“黑名單”正被錯誤地當作一種“無所不能”的工具。
2019年，山東日照一名教師因用課本拍打逃課學生，被所在縣的教體局納入信用“黑名單”。“這件事情引發了社會關注，也再次引發公眾對‘黑名單’制度的思考。”李正國委員表示，“黑名單”制度大多是聯合懲戒措施，意味著“一處失信，處處受限”，“只有達到嚴重程度的失信行為才應受到這樣的懲罰。”類似的濫用現象還有公民欠繳手機話費、水電費就被認定為失信行為等。
“沒有人是完美的。”在李正國委員看來，武斷地限制個體權利，使其因并不嚴重的過錯就無法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這不僅無助于誠信社會建設，反而可能起到反作用。“畫出紅線，為行為提供指南，非常有必要，但我們的社會也應該包容溫情，而不能太嚴厲冷漠，否則，過猶不及”。
“黑名單”遍地的一大重要原因是該制度還無法可依。根據我國《立法法》的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處罰只能制定法律，因此李正國委員建議，盡快制定有關上位法，規范“黑名單”制度。
“首先應明確公共信用聯合懲戒主體是國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李正國委員解釋說，政府主管部門能夠統一管理和協調信用活動，有效懲處失信行為；人民法院作為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制定、公布以及實施機構，不僅可以促使債務人清償債務，限制債務人的信用利益，而且也能夠提升司法判決的權威性。
其次，要根據失信行為的性質、特點、嚴重程度等，劃分不同類型，匹配與此相當的懲戒措施。
“第三，在懲戒措施執行前，要賦予當事人申請復議或提起訴訟的權利；錯誤的措施執行后，則要有明確的信用修復程序，鼓勵失信主體通過自我完善來修復被破壞的信用環境”。
在李正國委員看來，社會誠信體系建設任重道遠，在這一過程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不斷完善和規范，既可以讓這一體系更科學合理，也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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