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建議用法律手段為快遞價格戰降溫
快遞價格降至“1元時代”究竟是憂是喜 
● 就目前的形勢來看，整個快遞業的價格不是由快遞業掌握的，更多的是電商利用自身資源優勢，壓低快遞業價格而擁有定價權
● 過低價格導致企業間惡性競爭，無力良性運轉。有些企業會被淘汰，但這并不是單純的優勝劣汰，如果放任這種形式的淘汰，最后可能導致整個行業生態體系瓦解
● 修訂相關的法律法規，使產業鏈上下游的關系理順，讓電商平臺、快遞企業及收件人等成為平等的合作主體，才是解決之道
□ 記者 徐偉
□ 見習記者 劉欣
近年來，國內快遞行業發展迅猛，業務總量顯著提升，“十三五”期間，我國包裹快遞市場規模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一。國家郵政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快遞服務企業業務量累計完成833.6億件，同比增長31.2%；另外，國家郵政局預計2021年快遞業務量完成955億件。
快遞業務量不斷增長的背后，是快遞市場日益激烈的競爭。為爭奪市場份額，不少快遞企業紛紛加入價格戰，陷入惡性循環。
近日，浙江省政府第70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浙江省快遞業促進條例（草案）》（以下簡稱《草案》），其中規定快遞經營者不得以低于成本的價格提供快遞服務，后續將以法規案形式提請省人大常委會審議。這一立法舉措引起社會強烈關注。
多位專家在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長期低價競爭并非好事，最終損害的是消費者權益。他們建議，運用法律手段對快遞經營者和電子商務平臺及平臺型快遞經營者進行規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對快遞行業的價格戰起到遏制作用。
電商掌握定價權利
快遞企業打價格戰
今年3月，浙江義烏快遞價格戰再次打響。有報道稱，極兔快遞的價格低于1元。4月9日，義烏郵政管理局人士確認，因“低價傾銷”，且整改未達要求，百世快遞、極兔速遞被整治，主要措施是停運部分分撥中心，已于當日執行。
義烏快遞業務量巨大，素有快遞行業風向標之稱，向來是眾多快遞企業必爭之地。據悉，快遞價格戰由來已久，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快遞市場掀起一場“風暴”，今年是第一次暫停部分轉運中心。
《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規定，價格的制定應當符合價值規律，大多數商品和服務價格實行市場調節價，極少數商品和服務價格實行政府指導價或者政府定價。
在北京郵電大學郵政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趙國君看來，現在看到的快遞價格基本上都是市場調節價，而非政府指導價，這種價格的形成要遵循市場競爭，由經營者自定的同時也要遵循公平、合法、誠信原則，最主要的就是考慮生產經營的成本和市場的供求關系。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任超說，目前國家沒有明確的郵資或者快遞費的規定，消費者看到的快遞價格，是各個地方加盟網點根據市場行情自行確定的。以北京市為例，《北京市快遞業價格行為規則》第三條規定，快遞業價格實行市場調節價，由經營企業依據經營成本和市場供求情況等自主制定，通過市場公平競爭形成價格。
如今，價格戰之下快遞價格降至“1元時代”，引發多方關注。快遞企業為何熱衷打價格戰，并且力度越來越大？
任超告訴記者，國內的快遞行業，除了順豐和京東走較為明顯的差異化之路外，在加盟制快遞陣營中，各企業的服務水平、價格體系、運營效率都進一步同質化，在這種高度飽和、競爭差異化并無懸殊之處的快遞市場，價格成為消費者感知最為明顯的核心要素。特別是在義烏這樣以小商品貿易為主的城市里，客單價整體維持在較低水平，對商戶而言，在龐大的快遞單量面前，他們對價格的敏感度反而會更高。
趙國君提示說，通常所說的快遞價格戰的價格并不是對終端消費的價格，而是在產業鏈上下游之間的價格。從目前的產業鏈上下游來講，有很多沒有理順之處，比如處于上游的電商由于快遞量大，對快遞企業有絕對的話語權，快遞企業很難有議價主動權。
快遞行業同質化競爭嚴重，很多都以電商件為主。在趙國君看來，快遞企業處于弱勢地位時，只能用短期看似最有效的價格戰來搶奪市場份額。
“但就目前的形勢來看，整個快遞業的價格不是由快遞業掌握的，更多的是電商利用自身資源優勢，壓低快遞業價格而擁有定價權。”任超說。
此外，快遞價格戰是一個長期持續的狀態，現在價格戰愈演愈烈，還有資本攪局的因素。趙國君認為，資本加入后，背后有資本支持的企業，可以通過燒錢先把市場份額搶到手。
對于這種價格戰，快遞企業有些無奈，“不降價等死，降價就快死”，快遞業陷入低價競爭惡性循環。
服務水平大幅降低
消費者權益將受損
《草案》發布后，有些網友不解，為何“低價”也要管，況且企業怎么會賠錢做生意，會真低于成本價交易？其實不然，企業可能真會暫時做賠錢生意。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
從定義來看，低價傾銷行為是指經營者以排擠競爭對手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價格銷售商品。《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關于制止低價傾銷行為的規定》中均有對低價傾銷商品的相關禁止性規定。
任超說，低價傾銷違背企業生存原理及價值規律，在市場競爭中往往引發價格戰、中小企業紛紛倒閉等惡性競爭事件，甚至可能導致全行業萎縮。
數據顯示，從2018年至今，共有12家快遞企業陷入困局。不久前，“派件費僅四毛錢快遞點倒閉”的新聞沖上熱搜，某快遞網點負責人稱，今年2月，原本6毛錢的派件費再次下調了2毛，他只能無奈選擇關閉網點。此外，還有快遞網點的負責人稱，目前只能靠借高利貸維持。
快遞價格戰愈演愈烈，派件費大幅下調，快遞員的收入也受到影響。不少快遞員吐槽，如今送的快遞量越來越多，收入卻越來越少。
過多的派件量導致服務質量無法跟上，不少收件人發現自己的快遞經常未經允許就被投放到快遞柜或代收點；還有收件人發現，自己網購的商品發貨后遲遲收不到快遞，詢問賣家才發現快遞網點被停掉了，沒有人派件。
“在快遞行業中，價格戰必然會帶來快遞網點的波動，網點波動意味著快遞末端不穩定。被迫卷入價格戰的快遞企業，如果沒有雄厚的資本實力，為了維持正常的市場運營，只能降低末端派費，直接影響就是快遞員收入下降，間接導致服務質量下降，最終失去用戶。”任超說。
趙國君說，目前一些快遞網點倒閉、快遞員跑路及大量流動，快遞延時、丟失、破損、不規范投遞等現象時有發生。若整個行業都習慣了低價，則將導致整個行業服務水平降低，最終損害的是消費者權益。
不斷降價會使網點出現系統性危機，企業的負債、現金流將面臨嚴峻挑戰。在任超看來，長期低價競爭并非好事，這種虧損的成本最終都要轉嫁到消費者的頭上，雖然現在消費者可能占了便宜，但從長期來看，企業最終還是會通過其他方式將利潤回收。
趙國君認為，過低價格導致企業間惡性競爭，無力良性運轉，更沒有辦法擴大再生產。有些企業會被淘汰，但這并不是單純的優勝劣汰，如果放任這種形式的淘汰，最后可能導致整個行業生態體系瓦解。
“如今，快遞網點關閉、快遞員跑路的狀態只出現在局部范圍內，我們尚有辦法應對，如果這種態勢蔓延，整個快遞行業的生態體系都有可能瓦解。”趙國君不無擔憂地說。
理順業務協作鏈條
建立成本測算體系
“處罰快遞價格戰中的低價傾銷行為存在難點。”趙國君說，快遞全程突破地域限制全網聯合作業，涉及收集、處理、運輸以及投遞的所有環節，各家企業對成本的計算、分攤體現出差異性，政府對快遞成本價并沒有非常明晰的掌握，目前認定是否存在低價傾銷行為是以市場上約定俗成的價格作為參照物，監管依據其實并不充分。
關于如何遏制快遞價格戰，趙國君認為，修訂相關的法律法規，使產業鏈上下游的關系理順，讓電商平臺、快遞企業及收件人等成為平等的合作主體，才是解決之道。
趙國君建議，可以將電商選擇快遞企業的選擇權交給用戶，由用戶選擇使用哪家快遞企業，用戶不僅對價格敏感，對服務也很關注，能督促快遞企業真正做優服務，促使快遞企業從價格成本、企業生產發展、做優生態圈的角度考慮，自覺對價格、加盟制等進行規范管理。
任超則建議，通過多部門聯合，改變電商控制快遞價格的局面，樹立打價格戰不如打服務戰的理念，確保快遞業在提升服務質量上多下功夫，不斷提升用戶服務感知，樹立良好經營口碑。
“同時也要督促快遞企業進行成本測算。”在趙國君看來，可以形成一個成本測算體系，供監管部門參考，作為監管依據。
任超認為，可以借著《草案》的通過和正式頒布，從浙江開始試點，進而推廣到全國范圍內，對快遞經營者和電子商務平臺及平臺型快遞經營者進行規制，在一定程度上對快遞行業的價格戰起到遏制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在如今快遞量持續增長、末端派送費一再壓低的背景下，快遞員很難每單都送貨上門，但若不送上門又擔心被收件人投訴。
對此，趙國君認為，目前低價快遞本質上是對快遞員的進一步壓榨，許多快遞員實際勞動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這本身不是一個常態，將會導致大量快遞員流失。
趙國君建議，郵政企業和快遞企業開展合作，利用郵政的網絡資源、資金資源、末端資源等優勢，打造末端快遞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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