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財經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山東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 經濟導報特約評論員 吳瓊
在當今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背景下，我國高度重視并積極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戰略布局，視其為驅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和塑造未來競爭新優勢的關鍵路徑。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浪潮，國家層面積極倡導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發展新質生產力，將企業數字化轉型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旨在通過深度融合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經濟社會各領域，實現全要素、全產業鏈、全價值鏈的優化升級，以期在新的全球競爭格局中占據領先地位，同時更好地服務于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的需求。
數字化轉型是一種重大的技術革新，它不僅改變了傳統的生產管理模式和商業模式，而且將數字信息系統、大數據分析、云計算等技術融合到企業的生產經營當中，以實現信息資源的有效利用。并且通過內外部數據的收集和處理，形成企業資源、要素、業務互聯互通的數字化運營體系，打造多元化、可視化的平臺，從而進一步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促進可持續性高速發展。數字化轉型是傳統優勢與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是為了適應數字時代的要求而建立起的全面感知、無縫對接、高度智能的發展模式，借助數字經濟，重構實體經濟，從而改變傳統商業模式，實現企業的價值創造。
山東數字經濟政策及發展成果
數據要素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潛藏巨大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山東作為經濟大省，不斷通過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大力發展數字化建設，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不斷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著力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同時，深化數字變革創新，全面推進數字政府、數字社會、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和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2024年5月在福建省福州市舉行的第七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上，山東作為四個主賓省之一精彩亮相，以“數融齊魯 智領山東”為主題的山東展廳吸引了眾多參觀者駐足，山東在數字經濟、數字基建、數字社會、數字政府、數字生態等領域開展的創新實踐與取得的豐碩成果集中亮相。
山東省工業門類齊全、經濟實力雄厚、市場空間廣闊，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為核心的數字經濟，已成為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潛力最大的新增長點。2023年，山東數字經濟總量達4.3萬億元，占GDP比重超47%，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指數、產業數字化指數全國第一，開放數林指數省域排名位居全國第二，數據要素生態指數位居全國第三，山東省一體化政務服務能力總體指數連續兩年位列省級政府第一方陣。全省87.5%的設區市、38.5%的縣(市、區)達到新型智慧城市四星級以上標準，16市全部建成“城市大腦”，累計建成2578個智慧社區。
亮眼的成績單背后，是持續發力的政策支持。2023年底，山東印發加快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意見，提出以實施數字產業化“十大工程”、產業數字化“八大行動”為抓手，統籌推進數據價值化、治理服務數字化，全面塑強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新優勢，為建設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強省提供有力支撐。到2025年，數字經濟總量占全省生產總值比重超過50%，打造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數字科技創新中心、一批具有國際輻射力的數字經濟網絡平臺、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技術產業集群。
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和全球經濟的深度互聯，數字化轉型已成為企業持續發展和提升競爭力的核心，數字化轉型也相應地成為企業緊跟時代發展脈搏的必答題。在山東，從交通物流業到化工紡織業，從商貿流通企業到教育醫療企業，從政府政務到高新技術行業，各行各業紛紛大力實施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塑造競爭新優勢，形成制造向“智造”轉型的新質生產力，高質量發展的動能愈加強勁。
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實踐：動因、成效及挑戰
第三次工業革命以來，企業通過引入大量裝備、先進機器和流水線等，極大地提升了生產效率。但企業內總有一些部門的效率難以被機器提升，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鮑莫爾成本病”。比如人力資源、銷售管理、質量與運營、財務等部門，它們的工作并不像生產制造那樣，通過機器的升級就能立即釋放效率。事實上，很多時候隨著公司規模的擴大，流程和組織反而會越來越復雜，負責“拉通對齊”的協調人員會越來越多，最終使企業運營成本增加、市場響應能力遲鈍、競爭力逐步喪失。
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數字化平臺能夠從根本上解決“鮑莫爾成本病”這一時代難題。數字化平臺通過“作業即記錄、記錄即數據”的方式，能給企業帶來很多好處，比如使得企業對廣泛分布的業務的態勢感知能力大幅加強，成本大幅降低;通過讓不同層級、不同部門實時看到相同的信息，減少溝通成本，加快響應速度;通過規則數字化等手段使確定性業務由系統自動處理;通過對異常情況的判定與實時預警，讓監管更加有的放矢。由數字化平臺帶來的種種變化，最終會通過對業務流程的重構，打破傳統組織的效能邊界，讓企業內部運作更加高效、扁平，降低運營成本，提升運營質量。
可見，數字化轉型是企業利用先進技術來優化或創建新的業務模式，以客戶為中心，以數據為驅動，打破傳統的組織效能邊界和行業邊界，提升企業競爭力，為企業創造新價值的過程。率先開展數字化轉型的企業，將獲得前所未有的產品競爭力、客戶滿意度和把握新機會的能力，從而在競爭中取得絕對優勢，擠壓那些尚未開展數字化轉型的企業的市場份額和生存空間。只有勇于變革、積極開展數字化轉型的企業才能更好地活下去。
然而，在現實應用場景中，企業數字化轉型往往存在幾個方面的制約難題：一是很多企業數字化轉型意愿強烈，但受到資金和專業數字化人才短缺的制約;二是企業過于注重硬件設備投入而忽視軟件建設，偏重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視長期降本增效的收益;三是一些企業缺乏信息化系統實施的方法論，沒有深入理解信息化建設的戰略規劃，把它簡單地視為軟件實施，并過高地期望信息化系統能解決所有問題。
實踐中我們發現，眾多中國企業容易步入的數字化轉型誤區在于，企業都希望像采購大型設備一樣，一次性采購完美的數字化解決方案，解決自身的所有問題。如果是秉持這種思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很難取得理想結果。幾乎所有成功案例都表明，數字化轉型首先要進行思想意識轉型，數字化技術只是手段和工具，企業本身在數字化轉型中要發揮“駕駛員”的作用，而數字化技術實際上只是提升動力，如果方向有偏差，僅依靠動力，跑得再快也不能到達終點。
因此，數字化轉型并非易事，它涉及技術、數據、組織、文化以及安全等多個方面的深度改革，企業需要在重塑與適應中尋找平衡，以應對數字化轉型帶來的挑戰。具體而言需要解決以下五個方面的挑戰：
第一，數字化轉型戰略規劃缺失是首要障礙。許多企業在啟動數字化轉型時，往往急于求成，忽視了長遠的戰略規劃。缺乏明確的目標和路線圖，導致資源分配不當、項目推進混亂。數字化轉型要求企業進行組織架構和流程的調整和優化，以適應數字化技術的變革。成功的數字化轉型案例都表明，清晰的戰略定位和分階段實施計劃是轉型成功的基石。
第二，數字技術與自身業務融合難題。數字化轉型的核心在于應用先進的數字技術來改善業務流程和創新產品與服務。然而，技術的更新換代速度極快，企業需要不斷學習和適應新技術，否則就會被市場淘汰。這要求企業不僅要有強大的技術團隊，還要有前瞻性的技術視野和戰略眼光，以確保在技術選型和技術實施上做出明智的決策。實際上，技術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實現業務升級的工具。不少企業在引入先進科技時，未能有效將其與現有業務流程深度融合，造成“為技術而技術”的問題。真正的挑戰在于理解并應用技術優化業務模式，提升客戶體驗和運營效率。
第三，企業文化和數字人才的雙重挑戰。數字化轉型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革新，更是組織文化與人才結構的深刻變革。傳統思維模式與新興技術文化的碰撞，以及缺乏具備數字技能的人才，成為轉型過程中的隱形障礙。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企業需要打破傳統的思維模式和慣性，鼓勵創新思維和開放心態，建立適應數字化時代的企業文化。同時，企業應重視內部培訓與外部引進，構建支持創新、鼓勵學習的組織氛圍。
第四，數據治理與安全風險。隨著數字化轉型的深入推進，數據成為核心資產，企業和組織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網絡安全威脅，數據治理與安全問題日益凸顯。數據是數字化轉型的驅動力，但數據的質量和可用性卻常常成為制約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瓶頸。數據質量差、數據孤島、數據安全等問題都可能影響數字化轉型的效果。因此，企業需要建立完善的數據管理機制，提升數據質量和完整性，同時加強數據安全防護，保護數據安全和隱私。
另一方面，數據安全問題亟待重視和妥善解決。未經妥善管理的數據不僅無法發揮價值，還可能引發隱私泄露等嚴重后果。建立完善的數據治理體系，確保數據質量和安全性，是數字化轉型中不容忽視的一環。保護數據安全和隱私成為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必須關注的重要問題。企業需要制定完善的安全策略和措施，加強安全意識培訓，并與安全服務提供商合作，共同抵御網絡攻擊和數據泄露的風險。
第五，持續迭代與靈活性的重要性。市場和技術的快速變化要求企業具備高度的靈活性和適應性。一次性轉型的想法已不再適用，取而代之的是持續迭代和優化的文化。這意味著企業需要建立敏捷的團隊結構，能夠快速響應市場變化，不斷調整策略和方案。
綜上所述，數字化轉型之路充滿了挑戰，但這也是企業重塑和適應的重要機遇。企業需要全面審視自身在技術、數據、組織、文化和安全等方面的現狀，制定明確的數字化轉型戰略和路線圖，加強內部協作和外部合作，以應對數字化轉型帶來的挑戰。只有這樣，企業才能在數字化時代立于不敗之地，實現持續發展和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