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璟怡
只有在政策引導、市場機制與產業體系之間形成協同,構建覆蓋技術研發、工程化驗證與產業化應用的完整鏈條,才能實現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并在全球競爭中形成新動能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處于加速突破階段。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術、新能源等關鍵領域持續取得進展,多技術交叉融合使創新范式由“單點突破”加快向“系統重構”演進。在這一過程中,顛覆性技術正由潛在變量轉變為關鍵變量,成為重塑產業結構、重構競爭格局的重要力量。
近年來,我國科技事業發生了歷史性、整體性、格局性重大變化,成功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但依然存在科研成果尚未有效進入產業鏈、技術優勢尚未充分轉化為經濟優勢的情況。如何發揮顛覆性技術優勢、加快培育未來產業新動能,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問題。
顛覆性技術
驅動未來產業路徑重構
未來產業的形成,既依賴政策推動,也受到技術體系演進的影響。從前沿技術到顛覆性技術再到產業形態,是一個由“藍圖”向“實景圖”轉化的過程。前沿技術提供方向,只有當新技術在工程化與商業化層面實現突破,并具備替代既有技術體系的能力時,方向性的前沿技術才會轉化為顛覆性技術。顛覆性技術驅動未來產業往往需要較長時間的積累,中間包括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產業鏈配套完善以及市場需求培育等多個環節。一旦技術成熟度跨越關鍵門檻,技術擴散速度將顯著提升,并迅速改變產業運行方式。因此,未來產業在技術跨越臨界點之后,會發生結構性變化,并顯現出階段性與突變性特征。
顛覆性技術具有“路徑替代”特征,能夠深刻改變產業格局。與漸進式創新相比,顛覆性技術并非是既有技術軌道上的局部優化,而是通過構建全新技術體系實現跨越式發展。一旦新的技術體系在成本、效率或性能上形成綜合性優勢,就會迅速對原有技術體系形成替代性壓力。顛覆性技術體系對傳統技術體系替代通常呈現出明顯的非線性特征,即技術在早期發展階段緩慢,但在突破關鍵節點后迅速擴散,新技術將在較短時間內推動產業格局完成重塑。
顯示產業的發展就是顛覆性技術推動產業格局變化的典型案例。從CRT(陰極射線管)到LCD(液晶顯示)再到OLED(有機發光二極管),每一次技術更替都伴隨著產業格局的深刻調整。20世紀末,我國“八大彩管廠”在CRT時代占據重要地位,但在液晶技術浪潮中迅速退出,其原因就是未能及時完成技術路徑轉換,造成企業經營問題；相反,部分企業則通過提前布局新技術,實現逆勢崛起并在新的產業賽道建立起競爭優勢。這一過程表明,在顛覆性技術的影響下,產業競爭的決定因素會由原有的規模與經驗優勢轉向對技術趨勢的判斷與前瞻布局能力。同時,顯示產業的發展案例說明,一旦錯過技術轉換的機會窗口,企業在新一輪競爭中也難以維持競爭優勢和地位。
應用場景與產業生態協同
促進技術轉化
實驗室技術向產業的轉化,需要通過持續迭代與現實環境相契合。顛覆性技術通常具有較高不確定性,其性能、成本與適用邊界都需要在實際應用中進行驗證和調整。如果缺乏穩定的應用場景支撐,技術往往只能停留在理論或試驗階段,難以跨越規�；瘧瞄T檻。因此,應用場景作為技術落地的載體與技術成熟的孵化器,為推動技術從“可行”走向“可用、好用”提供了支撐。場景不僅提供需求側牽引,還通過持續反饋機制推動技術優化,推動了與市場之間的動態適配。
我國的超大市場規模和豐富應用場景為移動支付、電子商務等領域的全球領先優勢提供了條件。豐富的應用場景使技術能夠在真實環境中快速試錯,結合用戶行為數據的反饋不斷優化,顯著縮短技術成熟周期。例如,移動支付技術是在安全機制、支付流程、風控體系等方面經歷多輪迭代,逐步形成高效率、高可靠性的應用體系。因此,場景不僅是需求來源,更是技術演進的重要驅動力。
與之相對,缺乏規�；瘧铆h境會阻礙技術從原型到產品的躍遷。例如,在智能醫療、高端制造、自動駕駛等領域,AI視覺方案相關技術雖已具備一定基礎,但由于缺乏可持續的驗證環境,產品數量依舊有限。因此,需要通過制度安排主動釋放應用場景,在重大工程、公共服務、城市治理等領域中嵌入技術試驗場,為新技術提供可持續驗證空間,是促進技術轉化的可行路徑。同時,試點示范、監管沙盒等方式,也可以加快推動技術從實驗階段向產業階段過渡。
與此同時,產業生態對技術轉化具有顯著的放大效應。復雜技術的產業化通常涉及研發、制造、應用等多個環節,單一主體難以獨立完成。通過構建開放生態,將科研機構、企業與市場需求有效連接,可以顯著提升技術轉化效率。部分龍頭企業通過整合產業鏈與科研資源,形成協同創新體系,使技術能夠更快進入應用階段,并在生態內部實現擴散與放大。這說明,應用場景解決“能不能落地”的問題,而產業生態決定“能不能做大”的問題。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推動顛覆性技術的規�；瘧�,并加速未來產業的形成與發展。
工程化能力與體系協同機制
支撐產業持續發展
工程化與規�；瘮U展能力對技術驅動產業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工程化階段是連接科研與市場的關鍵環節,在此階段,技術最容易出現“斷點”。從技術邏輯看,實驗室成果往往側重原理驗證,而工程化則要求在復雜環境中實現穩定運行,并兼顧成本、效率和可復制性。許多技術并非不可行,而是工程化過程中難以在性能穩定、規模生產與成本控制之間形成平衡,阻止了技術的產業化。換言之,工程化階段既是技術轉化的必要條件,也是“樣品”變為“產品”的關鍵環節。
當前,我國在工程化環節仍面臨阻礙�？蒲谐晒Ａ粼趯嶒炇译A段,依然缺乏中試平臺進行放大驗證,導致技術難以實現從“小規模試驗”向“大規模應用”的過渡。在一些領域,由于缺乏工程化支撐,企業在轉化過程中面臨較高風險,導致新技術難以及時進入市場。相比之下,部分發達國家在歷次工業化進程中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中試服務體系。完善的工程化平臺,使技術能夠在產業化前完成充分驗證,從而顯著降低不確定性。工程化能力差距不僅影響技術轉化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產業競爭力。
從實踐看,工程化能力不足反映了技術體系與產業體系之間的銜接問題。一方面,科研側更關注技術突破,缺乏對工程化與應用需求的系統考慮；另一方面,企業側由于缺少經中試驗證的技術,承擔了較高的試錯成本,缺乏技術轉化意愿。因此,補齊工程化能力短板,不僅要建設中試平臺,還要在技術研發階段考慮技術的工程導向,讓新技術從源頭上具備可轉化性。
加快建設中試平臺與共性技術平臺,能為技術從科研到產業的轉化提供連續支撐。相關平臺可以通過集中資源,提供標準化驗證環境,降低單個企業的試錯成本,從而使更多技術順利完成工程化過程。同時,還應完善相應的制度安排,如財政支持、風險分擔機制等,引導社會資本參與中試體系建設,從而形成產業創新的多元化投入格局。通過制度與平臺的協同,有效縮短技術轉化周期,提高整體創新效率。
需要強調的是,企業在產業化過程中發揮著核心作用。科研機構提供技術源頭,企業負責將技術轉化為產品并推向市場。在這一過程中,企業不僅是技術應用者,更是構建技術路徑的參與者。從新能源汽車到人工智能,企業通過市場反饋不斷調整技術路線,并通過資源整合與生態構建推動產業發展。可以說,工程化能力與企業主體相結合,是新技術真正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必要條件。
綜上所述,未來產業發展呈現出“技術躍遷—場景轉化—工程化擴張”的基本路徑。這一路徑能否順暢運行,取決于制度環境與創新體系的整體路徑。只有在政策引導、市場機制與產業體系之間形成協同,構建覆蓋技術研發、工程化驗證與產業化應用的完整鏈條,才能實現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并在全球競爭中形成新動能。從這個意義上看,發揮顛覆性技術優勢,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決定未來產業發展質量與速度的關鍵變量。
(作者系上海市國資國企改革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高級經濟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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