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睿佳 鄧博文
構建博士生分流退出機制,首要任務是破除“分流即淘汰”的觀念誤區。面向未來,構建系統化的分流退出機制需從單一管理走向綜合治理
當前,我國經濟增長模式正從規模依賴轉向以創新牽引、產業升級與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核心的“高質量發展”軌道,博士生教育被更直接地納入國家戰略人才供給鏈條,既要為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與基礎研究突破提供“拔尖存量”,也要避免高學歷擴容演變為低效內卷與機會成本的隱性失血。但是,近年來我國博士生招生培養體量快速抬升的同時,延期積壓、過程管理“寬松軟”等問題也在放大。
這意味著,在從“規模擴張”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新經濟形勢下,粗放的博士生培養模式已經不適應時代需求。傳統的“有增選、無代謝”培養生態,不僅是教育資源的空轉,更是高層次人才資源的結構性浪費。
2024年10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加快推動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明確強調“優化培養過程,強化分流退出和多向選擇”。其核心意義在于將“強化分流退出和多向選擇”置于重塑培養流程的主軸之上,徹底終結了“要不要分流”的爭論,轉而使得相關討論開始聚焦于“怎樣分流才正當、可控、可持續”。該文件要求高校打破“一入博士門,必拿學位證”的單軌敘事,通過建立資格考試、中期考核等全過程節點閥門,實現人才資源的動態校準與優化配置。這不僅涉及培養單位對博士生的全程質量管理與預警幫扶體系建設,更觸及深層的利益結構調整。因此,目前博士生分流退出機制的改革壓力已經傳導至高校微觀執行層,各培養單位亟須構建起一套兼顧學術標準、人文關懷與資源配置效率的現代博士教育質量保障體系。
構建博士生分流退出機制,首要任務是破除“分流即淘汰”的觀念誤區。分流退出機制的本質是建立一種制度化、人性化的多向選擇通道。在新經濟形勢下,創新的核心在于人才的流動性與適配性。大量在漫長科研訓練中證明不適合學術道路的學生,若被強行“鎖死”在博士軌道上直至超期清退,其消耗的個人青春、導師資源、國家經費構成了巨大的沉沒成本。相反,博士生及時“博轉碩”進入產業界或基礎教育領域,正是人才資源在動態配置中找到最優解的例證。因此,分流退出不是博士生教育的終點,而是博士生學涯和人生規劃的二次校準。
然而,當前博士生分流退出機制建設仍面臨多重梗阻。其一,價值定位偏差導致執行異化。部分高校將分流簡化為硬性百分比的“切分”,忽視了其作為預警與幫扶機制的育人屬性,加劇了學生的心理負擔與輿情風險。其二,利益結構的剛性阻力。在現行科研評價體系下,博士生往往被視為導師課題組的“科研勞動力”,僅憑行政命令很難平衡導學利益。其三,教育系統內部的學生“分流”若不能與人社、發改等部門的評價體系有效銜接,所謂“多向選擇”也無法轉變為人才發展的實際效能。
面向未來,構建系統化的分流退出機制需從單一管理走向綜合治理。應將分流關口前移,嵌入課程修讀、資格考試、中期考核的全過程,避免壓力在畢業出口集中爆發。同時,還應當探索更換導師、轉換研究方向、與產業界聯合培養等柔性路徑。更重要的是,政府相關部門應協同發力,明確被分流人員的學歷認定與就業服務通道,消除其后顧之憂。只有當社會輿論不再將“退出”視為失敗,而是看作一種理性負責的人生規劃時,“嚴進嚴出”才能真正落地。
總的來說,博士生分流退出機制的構建,表面是教育管理的技術調整,深層則是國家人才治理能力的試金石。它考驗的不僅是教育部門的決心,更是整個社會能否建立起一套讓每個人都能體面、高效找到自身定位的制度通道。唯有如此,博士學位的含金量才能配得上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期待。
【作者分別為中國石油大學(華東)文法學院副教授、中國石油大學(華東)研究生院七級職員。本文系中國石油大學(華東)研究生教改項目“博士研究生分流退出機制的探索與實踐”(YJG2023065)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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